传承红色基因 | 见证左翼文坛的一段友情

传承红色基因 | 见证左翼文坛的一段友情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陆梓华    2018-01-21 14:22:00

图说:挂着“瞿秋白故居”字样的12号,早已住进了普通人家 张龙 摄

和上海很多老弄堂一样,上班、上学的年轻人走了之后,虹口区山阴路133弄东照里安静地罩在日光里。偶尔有快递经过,才打破些许冬日的沉寂。挂着“瞿秋白故居”字样的12号,早已住进了普通人家。

1933年3月,当这名34岁的年轻人带着妻子搬进二楼朝南的那间房间时,不会有人知晓,不久之前,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更是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3个月后,当夫妻俩从这里悄悄地搬走时,也不会有人想到,不久之后,这个看上去的“文弱书生”,将以不屈的姿态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下。

曾为中共最高领导

虽然和恽代英、张太雷并称“常州三杰”,但是瞿秋白和上海有着很深的缘分。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1923年,瞿秋白还曾参与创建了上海大学。然而,单从政治前途来看,1930年代初,当他再度定居上海时,一切并不如意。

瞿秋白1916年赴武昌学习英文,1917年又随堂兄入京,考入当时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并于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活动。1920年,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瞿秋白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讲授俄文。1922年,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成为了他的翻译。

可以说,正是凭借着语言功底和一腔改变中国现状的热血,瞿秋白一步步向政坛中心靠近。1925年1月起,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主持召开会议(即“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但此后一系列起义和武装暴动失败的错误决定,让他尝到挫折的滋味。虽然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对这次左倾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这个错误最终被定义为“左倾冒动主义”错误。那时起,政治上的一连串挫折和愈加严重的肺病开始缠绕瞿秋白。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任务,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坛失意回到上海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瞿秋白夫妇回到上海后,曾借住在鲁迅、茅盾、谢澹如家中。鲁迅和瞿秋白可谓一见如故。1932年,神交已久的两人第一次在鲁迅位于北四川路的家中见面。从日常生活、淞沪战争、文学界近况等谈起,两人从上午一直谈到了夜幕降临。1933年初,为了使瞿秋白有个比较安全的生活和写作环境,鲁迅委托日本友人出面租合适的住所。3月1日,鲁迅和内山完造夫人一起去施高塔路东照里(即今天的山阴路133弄)看房子。两天后,鲁迅再去东照里,租定12号仿日式三层建筑的二楼南间。这间房间约16平方米,方形,南面有四扇大窗,光线充足。不久之后,鲁迅一家也搬入了马路对面的大陆新村。

短短500余米的山阴路上,为何留下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曾联松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身影?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原虹口党校副教授张家禾告诉记者,这里的弄堂曲曲弯弯,为革命者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条件。而且,这一区域处于华界和租界的交界处,租界工部局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延伸自己的管控范围,同时有一种奇特的妥协——马路归租界管理,弄堂则归华界管理。这就为共产党人躲避国民党的跟踪和追捕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如今,位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内,摆放着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时赠给鲁迅的工作台,无声地见证着一段始于16平方米厢房的伟大友情。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一书记载,当时,鲁迅经常遭受敌人的恶毒攻击,以及党内外非议和误解,因此,瞿秋白认为,正确认识鲁迅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他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编一本鲁迅的杂感集。

帮鲁迅编辑杂文集

为了避开打扰,瞿秋白装养病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杨之华在门口的炉子上熬汤药。当时,瞿秋白的收入仅为当时上海普通工人收入的一半,而鲁迅的收入要丰厚得多。请瞿秋白为自己编辑杂文集,也是鲁迅在经济上接济瞿秋白,又能被其接受的一种方式。

鲁迅很重视这本杂文选集,亲自设计版式,安排插图和校对文字,全书正文260页,共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至1932年的杂文75篇。瞿秋白又花四天时间写完约17000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原理,把鲁迅及其杂文放置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他指出,鲁迅杂文所体现的革命文学传统主要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这篇序言,像是一道从小屋窗口发出的光,启发了许多左翼和进步的文化人士,增进了左翼内部的凝聚力。

新民晚报记者 陆梓华  


【专家点评】磨难中见党性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一位重要领导人,一度主持过中央工作,但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不公正对待,离开了领导岗位。他身体不好,经济困窘,住处不安全,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此时的瞿秋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一个失意者。但瞿秋白并不以为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文化战线的斗争中。当年在文化战线工作的夏衍回忆说:“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磨难中,瞿秋白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张家禾,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

编辑:季晟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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