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 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至今众说纷纭

传承红色基因 | 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至今众说纷纭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左妍   2018-02-02 16:33:00

图说: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来源/新民晚报记者 张龙 摄(下同)

100多年前的上海,处于法租界、公租界和华界共同管理的政治局面。相较而言,法租界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巡捕房,表面上是法租界当局最倚重的行政力量,其实受政治模式影响,也容易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机会。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就曾因一名巡捕房密探夜闯会场而临时中断,间接保护了革命成果;此外,捕房也暗藏着不少革命的支持者、同情者,他们悄无声息传递红色之光,庇护或释放革命人士,这对中共诞生来说,并非毫无意义。

“不速之客”功劳不小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0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

李汉俊大声质问:“找谁?”那人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这哪有什么社联,什么王主席?”那人忙称找错了地方,一边道歉,一边匆匆退了出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捕房派出的10多人包围了李公馆。据陈公博后来回忆,他们在搜查中没有注意到抽屉里正在起草的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最后,中共一大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苏智良曾在《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中写道,经多年考证,闯进会场的男子叫程子卿,是当时法租界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为何会找到中共一大的开会地点?有一说是,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另一说认为,程子卿因不熟地形而迷路,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

程子卿的手下,担任捕房翻译、后任督察长的薛畊莘则说,1921年6月底,便衣巡捕曾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身上还搜出两颗手雷。对方表示,有人让他们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并给他们一万大洋。薛畊莘甚至认为,程子卿故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程子卿在捕房工作期间,保护过孙中山的安全,还参加了国民党。他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受到政府审查,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使之没有被捕,1961年在上海去世。

图说:法租界会审廨旧址。

白皮红心“双面特工”

苏智良认为,说到租界捕房,还有一个人物同样重要,他就是被称为中共历史上首位“双面特工”的鲍君甫,化名杨登瀛。杨登瀛1893年出生,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特科高级特工,同时又是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杨登瀛与租界捕房关系密切,深得公租界捕房探长兰普逊的喜爱。后来,在兰普逊的介绍下,他又成为了法租界捕房的顾问。他不仅可在捕房随意进出,还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杨登瀛为特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叛变等。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登瀛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后来被保释出狱。1969年,杨登瀛去世,而他也成为周恩来病重时还念念不忘的人。

“另眼相看”租界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于1857年设立,后改隶于公董局,改称警务处。警务处先后在法租界设立了中央、小东门、麦兰、霞飞、贝当、福煦六个分区捕房。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租界。中央捕房原址1949年5月起为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现为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淮海中路235号的原霞飞路捕房,是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典型外廊式建筑,这里曾是市公安局嵩山分局所在地,2014年法国品牌爱马仕落户在此。

昔日的上海法租界,人口密度不高、房屋租金适中、道路交通便利以及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居住、活动。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公租界捕房可以直接命令巡捕抓人,也就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而行动;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国总领事领导,任何拘捕行动必须首先获得后者的许可才能执行,不肯轻易对中国当局的要求做出回应,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宽松的环境,其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对中国近代革命事业来说意义不一般。

新民晚报记者 左妍

>>专家点评

法租界的政治缝隙

近代租界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不自觉的工具”:它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即使在租界巡捕房这样的“专政”机关里,也不乏同情中国革命的巡捕特工。

程子卿是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在巡捕的外衣里,他也支持中国革命。

杨登瀛更是中共中央特科发展的第一个反间谍特工,他是国民党中统的特派员,也是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却是白皮红心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这样的传奇在上海这座城市还有很多。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陆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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