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咖啡氤氲,升腾“看不见的硝烟”

传承红色基因|咖啡氤氲,升腾“看不见的硝烟”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曹刚   2018-02-17 1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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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公啡咖啡馆旧址,现为上海时装商厦  来源/新民晚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大年初二,拎着年货穿行街头,隐约飘来淡淡咖啡香,附近多半有一家别致的咖啡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也有不少洋气十足的咖啡馆。“吃咖啡”悄悄走进人们日常生活。而在党的隐蔽战线,众多地下工作者也巧借闹市街头的方寸之地,演绎一幕幕特殊的情报战。

本报编辑部自1月31日向社会征集红色基因线索以来,吸引众多热心读者来信来电,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陶柏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仿佛重回老上海,透过氤氲咖啡香,感受那看不见的硝烟。

公啡:左联开会曾在此

虹口区四川北路的公啡咖啡馆,堪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1929年10月,左联首次筹备会就在这里举行,冯乃超、夏衍、冯雪峰、阳翰笙等人参加。夏衍回忆,筹备会一般每周一次,几乎都在“公啡”二楼包间。冯乃超也在回忆中提到过“公啡”,“顾客很少,我们倒是常去……几乎被我们包下了。”

当时,存在分歧的上海各方文学力量,在咖啡馆里畅所欲言,分享对社会的反思,逐渐化解矛盾,结成联盟。“公啡”是左联开会的绝佳场所,因为地处公共租界,由外国人营业,巡捕房很难查到,而且空间较大,可容纳多人。左联作家杨纤如去过多次“公啡”,他回忆,外国人常光顾,“包打听”(巡捕房密探或线人)不大注意,比较安全,地下党才选这里聚会。

田汉的《咖啡馆之一夜》还原了“公啡”的部分内饰:“正面有置饮器的橱,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

鲁迅1928年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提到,咖啡馆“是理想的乐园”,但他只喝绿茶,没去过。有趣的是,他一年后“食言”,成了咖啡馆常客。1930年1月,左联纲领在“公啡”起草。次月,鲁迅等12个左联发起人在“公啡”召开“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任务”的讨论会。在“公啡”二楼酝酿成立的还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左联作家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回忆,1935年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田汉、阳翰笙被捕。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她担任周扬和鲁迅的联络员,先陪周扬到“公啡”等候;再去内山书店请鲁迅。交谈时,周扬夫妇喝咖啡,鲁迅喝茶,穿长袍,含烟斗,烟雾袅绕……

日历翻回到七八十年前,从外滩搭有轨电车,越过外白渡桥,随老式叮当车一路摇晃,来到北四川路终点站。下车,登上“公啡”2楼,你面前可能出现这幅画面:餐桌旁,人们在辩论《子夜》的文采;丁玲在审阅文学月刊《北斗》;萧军、萧红正跟鲁迅洽谈《生死场》的出版事宜;偶有几个“包打听”探头探脑,一无所获,只觉得个别客人不买咖啡喝绿茶,有点另类……

DDS:青年相聚论政事

霞飞路上的DDS,是旧上海最出名的咖啡馆之一,上海人叫“帝帝斯”。表演艺术家顾也鲁曾回忆:“在国泰电影院斜对面,话剧、电影演员常去。”

在上海长大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陈明远也有类似回忆,“DDS是一座两层楼咖啡店……二楼周围一圈设咖啡座,中间是舞池。布局跟鲁迅晚年常去的公啡咖啡店不同。‘公啡’位于公共租界日本势力圈边缘,是东洋式的,DDS则位于法租界的中心地带,是西洋式的。”

据《现代文人与老上海的咖啡店》一文记载,DDS咖啡馆在大门设计和建筑外观上采用西方半圆拱形结构,内设螺旋形旋转楼梯,邻街装着敞亮的长玻璃窗,室内还有卫生间、电话等现代设施,及强烈西式风格的油画、摆件、器皿等。

1926年,28岁的田汉自编自导第一部无声电影《到民间去》。作品酝酿5年,他脑海中常浮现一些动人场面:“小小咖啡店中,一班意气如云的青年相聚,痛论社会改造的大业……”影片所说的咖啡店,就是DDS。

DDS的常客,还有翻译家冒效鲁和挚友钱钟书,经常一聊就是一下午,谈南宋、南明,苏格兰的吟游诗人彭斯……在抗日时期沦为孤岛的上海,两人感慨的正是亡国遗恨。

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是中共情报人员,他曾撰文回忆,父亲某夜与单线联系人被捕,多年后出狱,仍从事情报工作,联系人就在法国公园、DDS咖啡馆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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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当年著名的DDS咖啡馆,曾坐落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斜对面    来源/新民晚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咖啡馆:重要情报集散地

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曾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情报传递给中央,帮助周恩来等人及时转移,使党中央避免重大损失。而黄慕兰得到消息的地方,就是一家咖啡馆。

据《黄慕兰自传》记载,1931年6月的一天,她和热恋中的法租界律师陈志皋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还早,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两人刚坐定,便遇到了男友的同学、法租界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找来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逐一排查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

“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根。”潘汉年说。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第二天,向忠发领着巡捕闯到周恩来家中,扑了个空。

对另一位地下工作者袁殊而言,咖啡馆也有着特殊的意义。1931年10月的一天,年仅20岁的袁殊应约来到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潘汉年、王子春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并迅速参与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同时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袁殊就是《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之一,此后多年周旋于中统、军统、日军及青红帮等多方之间,为我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暗战:锦衣玉食是假象

在影视剧里,地下工作者大都西装革履,常光顾咖啡馆,出手阔绰,气派潇洒。“这里有很大的误解。”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陶柏康说,看似灯红酒绿的表象背后,是节衣缩食的拮据生活,是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冒险抗争。

据纪实作家王凡《聆听历史细节》一书记载,被陈云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第一位女同志”的周惠年曾回忆,当时组织上给的生活费,每天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买一副大饼油条,可她要维持一天生计。

“从事地下工作其实很清苦,主要靠党组织经费补贴。去喝咖啡,往往只有一套行头;没钱买衬衫,就用假领头代替;进店后,通常只点一杯咖啡,能坐大半天。”陶柏康介绍,1937年后,隐蔽战线逐渐职业化,鼓励用职业当掩护,同时减轻党组织负担。

生活清贫,为什么不选更便宜的茶馆?陶柏康解释,茶馆店环境嘈杂,茶客鱼龙混杂,既不方便讨论问题,又容易被发现。

为什么不在家里?“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居住条件一般都很简陋,没空间开会;即便条件合适,一大群陌生人同时出现在一户家庭,也容易暴露。”

陶柏康分析,相比之下,咖啡馆优势多:

■ 地点多位于租界,“包打听”较少骚扰,更安全。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对外身份是文人或中产阶级,经常喝咖啡,也符合身份,便于隐匿。

■ 地下工作者没有固定办公地,公共社交场所成了首选。咖啡馆既有利于开会交流;又方便党组织上下级沟通;还能获取到一些情报。

■ 无论什么家庭背景,只要买杯咖啡,便能享受平等服务和产品,消费不高,聊天时间也没限制。

■ 一些咖啡馆设包房,私密性强,即便坐在厢位,也较隐蔽。据萧军、萧红回忆,“‘公啡’座位的靠背很高,临座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里面如同进了一个小房间。”

■ 咖啡馆顾客的政治参与度较高。作家马国亮曾记录,在一家咖啡店“无意中听到两位侍者讲话,什么都谈,说完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也说汪精卫、蒋介石……”服务员尚且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讨论政事的热情可想而知。

新民晚报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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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战场

咖啡馆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的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上海的渗透展现。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巧妙利用咖啡馆这一特殊的社交场所,把它变成了党突破白色恐怖,开展革命斗争的特殊战场:这里,是党组织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理想会场;是宣传革命、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吸引凝聚进步人士的阵地;还是地下党收集交换各种情报的安全掩护。

在咖啡馆这方寸之地,发生了多少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演绎了多少表面平静、暗地惊心动魄的故事,燃烧起多少看不见的硝烟烽火。

过去,一些小说影视作品,把咖啡馆当成地下党员休闲潇洒的地方,实在是误读误解,有必要以正视听。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编辑:蔡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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