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母亲与我九死一生

多少次,母亲与我九死一生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薛海翔   2018-07-08 15:04

8月下旬,已经立秋的上海,依旧笼罩在酷热中,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密闭的产房里更是暑热难当。一名产妇已经在这闷热的房间里挣扎了整整一天一夜——孩子难产。羊水即将流尽,胎儿会窒息而死,为了保存仅剩的羊水,气息奄奄的产妇,被置于头朝下脚朝上的姿态,意识模糊中,她依然在用最后的力气,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这个26岁的产妇,两年前,与十几个年轻军人一起,在扬州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派,乘着渡江战役的浩荡船队跨过长江,踏着硝烟,直插上海,接管了位于江湾的国民党国防医学院,组建第二军医大学,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医大学;她怎么也生不下来的这个孩子,就是我。

母亲和年幼的我(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经过24小时的殊死搏斗,母亲九死一生,生下了我。

后来才知道,此前母亲置身于 九死一生的遭遇之中,已经有过很多次,我降生时遇到的这一次,则是最后一次。

青纱帐中惊魂一秒

1940年,日军打到母亲家乡,母亲家的房屋被日本兵烧毁。国破家亡,烽烟遍地。母亲当年参加了新四军,同年加入共产党,那年,母亲15岁。

经过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军事训练,新四军卫生学校的医学训练,一年后,母亲成为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的一名医生,那年,母亲16岁。

那是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日军频繁“扫荡”袭击,新四军以游击战应对,后方医院只能化整为零:一名军医,配备一名护理员,带上几个需要救治的伤员,组成一个医疗小组,秘密隐居在农民家中,军医的职责是,保护伤员安全,治愈伤员重返部队。给母亲配备的护理员是个12岁的男孩,他们两个少年,照看和治疗五个无法行动的重伤员。

一个伤病员小组,摄于1943年冬,左一为母亲

为了确保伤员安全,天蒙蒙亮,就要把伤员抬到村外,躲进野地的青纱帐中,待到天黑,扫荡的敌军离去,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再回村落。

一天清晨,母亲和护理员刚把伤员转移进村外的青纱帐,突袭的日军骤然而至,日军的观察哨,就设在青纱帐边的一棵大树上,透过庄稼叶的缝隙,母亲看见一个日军士兵抱着长枪,骑坐在高高的树干上,居高临下,警惕地查看着他脚下的青纱帐。

初夏时节,青纱帐才长到半人高,母亲他们紧紧贴地趴着,才能将身体隐藏起来。太阳越升越高,青纱帐里温度也越来越高,汗水很快湿透了他们的衣服,汗水也吸引各种虫子叮咬,奇痒难忍却一动也不能动,稍一动弹,就会被近在咫尺的日本兵发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日军毫无离开的迹象。突然,母亲身边的一个伤员猛地坐了起来,用劲抓挠身上的虫咬之处,上半个身子露在青纱帐上面!这是个被层层纱布包裹着眼睛的伤员,他看不见敌军的观察哨,不知道死神就在头顶上不远处。

母亲不顾一切扑上去,把伤员按倒在地,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枪声响起。一秒钟,又一秒钟,野地里除了鸟鸣,一片安静。母亲用最慢的动作,缓缓抬头查看,大树上日本兵恰巧在那一秒钟里转过身去,背朝着他们,没有看见冒头的伤员。——如果日本兵不是在那一秒钟转过身去,母亲他们就会被观察哨召来的日军围攻,毫无自卫能力的他们,就会被密集的弹雨打成筛子;我十年后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就会在这场弹雨中化为乌有。这一次,母亲与我,一起经历了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那位差点毁了整个医疗小组、我母亲还有我的伤员,后来治愈归队了。二十年后,他是军医大学的训练部长,他来我家探望母亲,母亲还亲昵地叫他“瞎子”,还忍不住笑说他被虫咬得坐起来,差一点害死大家的糗事;“瞎子”姓顾,一头银发,憨憨地笑着说:“那一次是够危险的……”

差点要拉响手榴弹

医疗小组夜间住进村里农民家,也有极大风险。日军也掌握新四军后方医院的游动规律,知道重伤员不可能永远暴露在野外的恶劣条件中,他们常常会选择夜半进村,偷袭医疗小组。

与母亲一样负责另外一个医疗小组的女军医,是个上海来的女孩,一个夜半,日军袭击了她的医疗小组所在村庄,她被搜捕的日军堵住屋内,灯光下,她城里人白皙的皮肤和颈项上的项链,暴露了她的身份,日军大喜,要把她抓回据点,她拼死不从,赤手空拳与日军厮打,紧紧抓住门框不让敌人带走,日军恼怒,一顿刺刀,把她活活捅死。

她与母亲是新四军卫校的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后方医院,她遇难的村庄,离母亲的村庄只有几里路之遥。母亲无比伤痛,到晚年还清楚记得她的姓名:“吴秀英,死得太惨了。”

母亲说,我们那时最高的气节是不让敌人活捉,宁死不当俘虏。她身上永远带着一颗手榴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关头与敌人同归于尽。小时候,我在家里看到过一本发黄的小本子,里面有母亲手写的文字,有一段,像是一首小诗,就写在那个最是艰难困苦的时节:

假如我死了,

也要大睁着眼,

让敌人吓一跳。

一个小镇少女在国破家亡之际,决死抗争的意志记录。

摄于1945年,母亲20岁,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总门诊室总室长

不久,这颗手榴弹差一点派上了用场。

半个世纪后,对那一天,母亲依然记忆清晰:

“1942年初夏,我们一个重伤组有5位伤员,全是下肢骨折,集中隐蔽在九里沟的一户人家,因前一天接到通知,说敌人近日内不会出来’扫荡’,为了减少搬动给伤员增加的痛苦,拂晓前没有将伤员疏散到野外隐蔽。早饭后,我们正准备给伤员清洗伤口换药,突然看到西南方向有群众向我们这边跑,不一会看到日伪军扛着太阳旗在村前一条小路上走来,伤员已来不及疏散出去,只要从房子里走出,就会暴露目标,情况万分紧急……”

母亲走回房间,关上房门,从挎包里掏出手榴弹,握在手中,挨着门,静静坐下。——最后的关头到了。

躺在地铺上的伤员,一声不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与敌人同归于尽。

为首的伤员,是个排长,他招手让母亲过来,母亲走到他身边,他一把从母亲手中夺过手榴弹,说:“你跟护理员赶紧跑,你们能跑!”

母亲哪里肯?使劲从排长手中夺手榴弹。

排长紧紧攥住手榴弹,说:“你俩年轻,不要做无谓牺牲,快跑!”

母亲倔强地说:“要死死在一起!”

排长急了,低声吼道:“我是党小组长,你是党员,我以党的名义命令你,撤!服从命令!”

房东大娘走进来,说:“你们两个孩子赶紧跟我出去,这里交给我。”不容分说,把母亲和护理员拉出屋去,领到屋后水塘,让他们跳下去,用水草盖住他们露出水面的脑袋。

大娘关好房子的前后门,搬过一台纺机,在前门口坐下,镇定自若地纺起纱来。

“忽然在我们村子西边,响起了一阵枪声,我师八团的一个排和敌人遭遇上了。日伪军听到枪声,慌忙调转头来,直向我们村子而来,我们隐蔽在房后沟浜里,能清楚地听见日军的翻译大声责问大娘:‘新四军到哪里去了?’机警的大娘,用手向西指点,并回答说:‘新四军向西去了。’由于枪声越打越紧,敌人绕到村后小路,直往西面跑去……。”

母亲和护理员从水塘里跳起身,浑身湿淋淋地冲回到屋子里,见到地铺上的伤员,仿佛别离了一个世纪,也仿佛浴火重生,他们忍不住热泪长流。

这一次,又是九死一生,若不是最后关头房东大娘挺身而出,救了母亲和整个医疗小组,母亲手中的那颗手榴弹必然拉响爆炸,——我未来出生到这个世界的机会,也将在爆炸声中永远消失。

母亲对大娘的感激终身铭记,50年后,母亲年逾花甲,专程去了那个叫做九里沟的村庄,找到了当年遇险获救的那座房子,那位堪比空城计城头抚琴的诸葛亮的大娘,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也白发苍苍,母亲握住他的手,仿佛重回那一段战火映红天空的岁月。

两颗炸弹竟都哑了

几年后,日军战败投降,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战又爆发了。母亲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2野战医院的手术队长。两军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投入兵力数以百万计,带来大量的伤亡,母亲的职责就是在漫天炮火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为了这个目标,淮海战役中,她那开设在韩庄车站的手术室,一字排开三张手术台,她负责做主要的手术部分,前期预备和后期缝合都由众多助手料理,流水作业,她记不清做了多少台手术,只记得伤员洪水般地送来,手术后又潮水般地被运走;手术台上的伤员,不仅有解放军战士,还有国民党士兵,“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救。”母亲告诉我。整整三天三夜,母亲不休不眠,开刀抢救伤员,终至体力耗尽,昏迷倒下,自己也消失在伤病救治转运的洪流和潮水中。战后,母亲被授予三等功。那年,母亲23岁。

苏中军区卫生部,摄于东台,1946年,右上一为母亲

母亲说,那倒不算什么,就是累,真正危险的是敌机,常常被炸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

最危险的一次,她正在做手术,空袭警报响了,她不能疏散撤离——伤员的手术还没有做完。等到做完手术,伤员抬下去,飞机已经到头顶了,助手们四散逃离隐蔽躲藏,手术使母亲耗尽精力,走不动了,她干脆坐在老百姓门板拼成的手术台前,拿出日记本,掏出钢笔,写日记。

透过敞开的大门,她看见天空中飞机俯冲着投弹,弹着点和炸起的黑烟越来越近。直到一声巨响,一颗炸弹不偏不倚,砸中门口的石板台阶,石板应声裂成两半,热水瓶大小的炸弹卡在石板当中,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尾翼滴溜溜转动的炸弹,等待最后的致命爆炸。不料,尾翼转了一会儿就不动了,炸弹没有爆炸。母亲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刚才一颗炸弹落在门口,没有爆炸。”

刚写完这一行字,头上又是一声巨响,从房顶上直接砸进来一颗炸弹,落到屋角,钻进地里,母亲再次盯着那个黝黑的弹着点,等待火光腾起,生命终结。奇怪的是,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母亲再次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又一颗炸弹落进房子里,没有爆炸。”——九死一生,两颗炸弹都没有爆炸,只要其中的一颗炸了,一切都将化为灰烬,包括尚在未来世界等候四年后出生的我。

两颗子弹厘米之差

解放军的小米加步枪,比对手的美式装备落后一个代际,完全没有制空权,敌机与死神几乎是同义词,哪怕已经进入大反攻的阶段,部队浩浩荡荡乘胜前进,敌机依然能够随时飞临,播撒死亡:常常,母亲他们正行军着,防空警报响起来,大家立即疏散到路边树荫下沟壑里,隐蔽起来,按照单兵战术条令,应该就地卧倒,母亲居然有自己的计算:卧倒后暴露的面积更大。每次,她都双手抱膝,端坐在树荫下,稀疏的树枝根本挡不住从天而降的扫射,“大不了一颗子弹从脑袋上穿下来,报销就报销。”她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生死概率,有如抽签,端看是不是抽到你头上。

时任淮海战役十二野战医院手术队队长,摄于1949年1月

一次行军途中,敌机又来了,沿着公路俯冲,飞机上的机关枪哒哒作响,肆意射杀公路上的解放军。母亲坐在路边树下,抬头看着俯冲的飞机直冲她扑过来,飞机飞得太低了,连飞行员的脑袋都看得见,机关枪喷射的子弹,在她身边激出一连串泥花,等飞机从头顶掠过,拉起,飞走,警报解除,母亲发现,她身边一左一右,两个弹着点,每个离她几厘米,——九死一生,我未来出生的机会,就夹在这两颗相邻不足一米的子弹空隙中,太窄了,差一点就穿不过去,无法来到这个世界,这时,距离我出生还有三年时光。

不远处,一个就地卧倒的男兵,被俯冲的飞机打掉了半个脚掌。“他要是不卧倒,就不会丢掉半只脚了。”母亲事后感叹着。

母亲动手,挖出了这两颗只差几厘米就打中她的筷子长短的子弹,放进挎包。她带着这两颗子弹头,穿行多个战场,直到打进上海,直到转业到地方,直到肃反运动让大家交出所有武器弹药,才上缴了这两颗已经没有杀伤力的子弹头。母亲没有说过为什么挖出这两颗子弹并一直带在身边——或许,那个23岁女孩挖子弹时,没有特别的原因。

母亲与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在国家将亡、民族将灭之际站出来,尽了救国救亡的本分。母亲说,她是一个幸存者,也是一个幸运者。母亲穿行战火近10年,漫长的战争中,她从未杀过一个人,被她救活的人难以计数,而这些,都是在死亡阴影中完成的。我见过母亲填写的履历,专长一栏,填的是“战伤外科”——炮火连天中的冒死抢救生命,简约为平静的职业描述。

母亲叫薛联,活到92岁,见证了破碎的河山重归绚烂,濒死的民族焕发新生;去年春天,她未能躲开死亡,持续六天高烧后,离开了这个给她苦难也给她幸福的世界。监护仪上的各条曲线趋于平直,母亲的生命只剩最后几秒钟,我握着她依然温暖的手,在她耳边喊着:“妈妈走好!妈妈再见!下辈子还做我妈妈……”

在动乱与杀戮、战争与革命的洪流中,N次,母亲与我,九死一生,我们一起穿过死亡阴暗的窄门,最终走进明艳的阳光之中,承接美丽的生活之泉。

生命,有时候就是一个难以置信难以解说的奇迹。(薛海翔)

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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