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路与国年路

国权路与国年路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张国伟   2018-10-03 09:13

国权路与国年路,位于邯郸路复旦大学正门对面。国权路北段在校门西侧,是北向南单行车道,通行公交车;国年路北段靠近校门,路宽仅7米,不通行公交车。和上海其他小马路一样,它们素面朝天、貌不惊人,初到复旦的人,未必会留意。

复旦大学航拍图

别小看这两条路,它们已有近80年历史了。国权路原名“协睦路”,国年路原名“协平路西一街”(东侧的国顺路为“协平路”),分别筑于1939年和1940年。这一时期,正是日军侵占江湾时期,这一带除了荒地,就是日本兵营和宿舍。抗战胜利后,复旦从重庆复原返沪,百余幢日本房舍被学校接收,改为师生宿舍;附近马路名字也一洗殖民色彩,改为“大上海计划”中的现路名。

国权路、国年路原本像一对兄弟,都是煤屑路,长宽差不多,功能也相当。1946年复旦迁回江湾原址后,国权路忽然地位显赫起来。也许正好直通老校门吧,它是师生从宿舍到校的必经之路,每天上下课,国权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与此同时,沿街私营商铺也应运而生,来喜饭店、沈志记食品店、仙宫理发店、国权照相馆和万和酱油店等,都是国权路上的“名店”。据说当年国权路各类小饭店最多,鳞次栉比,因只收菜金、不收饭钱,又价廉物美,深受师生欢迎。有一次,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先生偕仙霓社到大礼堂上演昆曲。演出当天,他特地到国权路一家饭店订餐,饭店老板紧张地问:“演员中有没有翻筋斗的?”原来,翻筋斗的饭量大,老板怕“蚀煞老本”。直到赵景深解释,演的都是文戏、不翻筋斗,老板才放下心来。1952年冬,高校院系调整,交大青年助教华中一先生调到复旦物理系。报到当天,系主任王福山先生就把他带到国权路,指着来喜饭店说:“这里饭菜干净,价格也公道,你可以试一下,合适的话,可以包饭。”从此,华中一就在来喜饭店用餐。他晚年回忆,那次国权路之行,让他见识了一位物理学大师的平易近人,毕生难忘。

相比国权路的“繁华”,国年路因远离老校门,就冷清低调得多,常被人忽略。1964年,复旦新校门建造到今天的位置,正好斜对着国年路。陈望道校长把复旦校友、市城建局局长徐以枋先生请来,提议整修路面。在上海市城建地图上,徐以枋却找不到国年路:“这国年路……是复旦内部道路吧?”陈望道听了,让秘书陪同徐以枋到现场,看看这“国年路”路牌究竟是谁挂上去的,“怎么能说是复旦的呢?”

国年路终于修好了——从宿舍到新校门,国年路可一路直达。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国年路地位节节上升。而国权路呢,因为校门迁移,主干道功能被弱化,加上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私营商铺或拆或并,渐渐冷落下来。不过,国年路虽然后来居上,改革开放后也出现过马路菜场、个体书店和文具店等,却从未超越当年国权路的“繁华”。

国年路的风景,似乎不在生意兴隆。上世纪80年代起,相继矗立的文科图书馆、文科大楼和第五、第六教学楼等,映衬着匆匆而过的名教授,让国年路色彩厚重、有不一样的质感。有好几次,我在国年路上与名教授相遇——他们有的夹着皮包,到教学楼上课;有的提着菜篮,与马路摊贩交流;还有的在书店淘书,顺便招呼一下店老板,写下需要订购的书目……市声喧哗中,儒雅风采不减。记得谢希德校长常到国年路275弄7号工会礼堂开会,从校园走到国年路,路很长,她腿脚不便,却很少以车代步。她那一步一挪、笑吟吟地向师生致意的神情,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华中一先生担任校长后,曾亲临国年路调研。有一次,他到270弄第八宿舍共用厨房倾听意见。我注意到,当有人絮絮叨叨地讲述住房困难时,华中一表情凝重,频频点头。临走时,他亲切地拍拍一位青工肩膀:“再克服一些日子,马上可以住进凉城新村新宿舍了!”众人齐声叫好……

2000年初中环线开工,国年路直达复旦大门的路线被切断,至此,又与国权路回到同一起跑线。这两条路,纵向平行、互不交集,因为复旦,“争妍”了几十年。它们是优雅的,有文化的;也是世俗的,有烟火气的。在上海,要找到这种两者结合又不施粉黛的小马路,不容易。(张国伟)


编辑:徐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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