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浦东史诗(15)

连载|浦东史诗(15)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何建明   2018-11-09 14:38

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攻坚破冰的“试验田”……浦东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足迹。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创作的《浦东史诗》,首次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时代画卷。这里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5.窘迫尴尬的大上海

上海人都知道,中央对朱镕基的任命是1987年底,他正式到上海报到的时间是次年2月。开始中央对他的任命是“市委副书记”。明白人都知道:他来上海的真正职务是市长,因为市长需要人大会议通过,所以通常有几个月的“代”职,而朱镕基刚到上海时并没有“代”。恰巧这个当口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随上海团赴京开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朱镕基:“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毫不迟疑地道:“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此话一出,引来中外媒体一阵热议,因为此前很少有中国官员能像朱镕基这样率直、自信地表达想法。

一个月后,朱镕基如愿当选上海市市长,而在他当选之前有个程序是“候选人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竞选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动要“时间”,说自己要说的话比较多,希望会议工作人员不给他“限时”。其二是“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关”,“还不如我主动‘交待’为好”。

在一阵阵掌声中,他开始“交待”:

1928年10月在长沙出生的他,竟然是在上海考取了清华大学。1948年参加地下工作,后入了党。大学毕业后,先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业计划处工作,后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计委工作,任领导秘书。1957年“反右”的“大鸣大放”中,有人对他说,你是领导秘书,你不跟组织提点意见还有谁能提意见?“我就在局里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并且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文革”中下放到农场5年,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

如此磨难,并没有影响革命意志和为党、为国家干事的信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父亲,我更没有见过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虑,只要是认为有利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第一,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第二,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第三,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要从小事做起,比如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受礼风。“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开会发包也不是个小事,我在北京开会发了个包,回到市里开人大会又发一个包,市政协开会还发个包,实际上这包都没什么用处,浪费,“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所以希望全市12个区的区长们,都要担当起责任。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上海的希望在哪里?

“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朱镕基那天的“就职竞选”演说,征服了上海人,他的个人风格和智慧,尤其是他最后讲到“上海的希望”时,以有力而高昂的声调讲到“上海未来的希望”在浦东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有位中学生在电视上听了朱镕基的“就职演说”后写信给“市长大人”,说:“你在电视上讲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如果我是市人民代表,光凭这一点,我也会投您一票。上海人民选您当市长,不只是欣赏你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是,人民从您的讲话中听出了您的信念——您具有管好上海的气魄。建议您定期在屏幕上与上海市民见面,为了照顾我们中学生,我建议这种见面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最后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您每说一句话,后面总是带着三个嗯、嗯、嗯,也许是您的口头禅,改也难了。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克服一下。”

直率的朱镕基看了这位中学生的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他到上海几个月来少有的一次笑,因为上海的现实着实让第九任上海市长的他无法笑得出来。

中央派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黄浦江边连续发生了几件令中央和全国人民震惊的事:摆渡踩踏造成重大伤亡事故、肝炎大流行……更不用说破旧的上海市区内百姓的生活仍然拥挤、脏乱,甚至穷困。说“穷困”,上海人肯定很不服气,其实当时与周边的苏州、常州、无锡、温州、绍兴等“小兄弟”相比,上海人的日子真的很穷困。以我的故乡苏州为例,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队办企业,遍地开花,“万元户”、“亿元村”,比比皆是。后来是“电话村”“电视村”“别墅村”……像吴仁宝的华西村、“波司登”的高德康等一批农民企业家,用现在的话说,“早已把上海人甩开了几条街。”昆山人告诉我,上海人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那时候还比较便宜。昆山人就对上海的工厂师傅讲:你每星期天到我厂来干一天活,我保证每月发你一份像样的工资外,另加20只大闸蟹。到乡下做“星期天工程师”的上海师傅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个月出去干四天,外加拎回20只大闸蟹,等于在上海自己的厂里三倍工资。那个时候的上海,这样的师傅算是富人了。

这只是表面。上海人真正感到危机的是,一向紧俏的“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还有“光明牌”冰棍、甚至“大白兔”奶糖等等,都渐渐成了滞销品……这是怎么啦?这个时候的上海人才真的紧张起来。

更要命的事还是后面:原本“洋气”的上海服装,让四面八方的时尚女人和俊小子们垂涎三尺、千里迢迢也要到“南京路”遛一趟,然而现在,“南京路”也不再热闹、“夜上海”的灯火下人头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深圳、广州的“洋装”、还有常熟、常州的批发市场来的那些便宜又不难看的各式各样的衣衫、“喇叭裤”和义乌来的日用品……

上海?上海的东西老朽又难看、价格又死贵,不买!

不买上海货、上海货没人要——这是开埠以来上海人从未遇到过的尴尬。朱镕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任上海市长的。

编辑: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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