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现,国运昌——千年古汉字,深情系中华

“石鼓”现,国运昌——千年古汉字,深情系中华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吴南瑶   2019-01-30 15:41:52

“墨影斑斓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2月1日起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彰显民间“国运昌,石鼓安”的美好祝愿。

图说:周大烈旧藏本(吾车鼓)

自2月1日起,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手在上海图书馆推出“墨影斑斓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因彰显了民间“国运昌,石鼓安”的美好祝愿,必将成为今年春节市民打卡的一桩上海文化盛事。

在央视《国家宝藏》第一季中,由故宫博物院推送的石鼓被评选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首。石鼓上刻凿的文字是“史籀之迹”,可以说是“石刻之祖”。继去年宁波天一阁举办了“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之后,此次展览因上博与上图均祭出了从未面世的珍贵善本,亦显示出上海在碑帖传承上的雄厚实力。

悠悠中华文明历千年沧桑,传奇古汉字承载“记录”与“传承”,器可朽,魂不灭。

泱泱华夏,一字抵万金

一字抵万金。石鼓无言,但刻于其上的石鼓文却诉说着一个民族的起源,承担着历史见证和文化传承的重任。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贞观年间,在史称“陈仓北阪”的今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的石鼓山上,人们发现了十面墨青色花岗岩巨石,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震惊朝野上下,杜甫、韦应物等都曾作诗记之,韩愈更是以一首传世至今的《石鼓歌》从石鼓的起源到论述其价值,呼吁朝廷予以重视与保护。

“石鼓文”自重见天日之际,就有历朝政客、文字大家对其写作年代加以研究。如今,学界认定“石鼓文”为秦代作品,其上所刻诗篇内容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因此,亦被视为文化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象征,也自然被历代君王视作镇国之重器。唐宪宗时期,石鼓即存放凤翔孔庙;宋大观年间,宋徽宗宝爱之,先移送至太学之内保存,后又被他搬进了保和殿朝夕相伴,为绝摹拓损坏之患,徽宗突发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缝之间填注黄金,为其装了金身;文物的狂热爱好者乾隆爷也十分推崇“石鼓文”,在他看来,石鼓文是三代遗物,篆书之祖,为更好地保护原鼓,乾隆还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中。

图说:张廷济旧藏本(銮车鼓,四五行间石花未连)

朝代更迭,每逢战乱,石鼓几度散于民间,直至盛世时重现。1933年,国事跌宕,风雨飘摇。为防国宝被日寇掠走,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组织下,每面重达一吨的石鼓加入了一场旷世文化长征——故宫文物南迁。路阻且长,难以想像这一面面硕石如何辗转千里,躲过大半个中国的炮火,由北京迁徙到四川峨眉县西门外武庙。这次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再次重演了石鼓的传奇身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十面凝结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千年石鼓重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铭刻馆安下了身。

缶翁铁笔,海派新风开

在石头上刻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在早期使用的记载方法。“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中国的古文字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已具有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西周金文自成、康之后,达到了极高的审美水平。“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国文字被公认是忠实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演变与审美意识,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则参差错落,唐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就曾将“石鼓文”誉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列之为神品;故而,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的书体。继明清之际的“八大山人”朱耷先开后来对石鼓文书法“写意性”书写之先河后,改良派领袖、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一语定乾坤:“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先秦金石文字、秦汉碑版出土日多,带来了金石学的兴起,“碑学”因之兴盛,篆书逐渐成为清代书坛的发展主流,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学习大篆和小篆的津梁——“石鼓文”顶礼膜拜。其中,精研石鼓书法,以数十年精力尽瘁于此而终至专精独擅的,莫过于缶翁吴昌硕(1844-1927)。他常年临习石鼓文,“一鼓写破诸艺通”,将炉火纯青的线条,灵活地应用于其书法绘画和篆刻艺术。

图说:鲤鱼出水荐鲜硕,天鹿鸣囿乐康平(左)花亞鹿车出,淖平鲤翰来(右),吴昌硕集石鼓文联

唐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打本(拓本)”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且习而难得。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的吴昌硕到30多岁才开始临摹学习石鼓文,日日挥毫,刻苦揣摩,花十二分力气,毫不气馁。60岁那年,缶翁临阮翻天一阁本石鼓书,仍自觉不满意,但渐入“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就这样,到了古稀之年,他不再拘泥于原版石鼓而自成面貌,终成一代大师。据说,吴昌硕在他八十四岁临去世那年,总结自己毕生致力石鼓书法的经验体会说,“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沉穆,宜圆劲而严峻。”可称,锲而不舍,方得始终。

吴昌硕的时代,开埠后的城市逐渐走向现代社会的工商系统。社会大背景的嬗变,给予了艺术家新的刺激。他们不再满足于固守传统,追求视觉和审美上的革命。后人常以海派重创新为特征,事实上,在海派出现之前,包括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以及周边的吴门四杰,到吴昌硕,他们恪守传统并以之为正脉,正如席勒所言,“艺术永恒地回归原点”,他们溯源传统谋求创新的特征非常鲜明。

流传有序,海上善本现

《石鼓文》唐代已有拓本,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后则以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元赵孟頫松雪斋所藏宋拓《石鼓文》最为声名显赫,但亦于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燹。所幸前有海岩张燕昌登天一阁,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摹本,至嘉陵二年(1797),阮元亦重摹,并在总结张燕昌版本的得失之上,“推究字体,摹拟书意”,终成最得精髓的摹本得以流传。今朵云轩藏有缶翁于戊申年(1908)年通临的石鼓文册,并有朱笔考释,在长跋中,有绝句:“劫火已雠天一阁,宏文阮刻费搜罗。漫夸明拓存微字,翠墨张皇雁鼎多”,可见其对于天一阁版本之在意。

图说:姚广平旧藏本(汧殹鼓“氐鲜”等五字未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18年年初,值阮元摹本面世二百二十周年之际,在西泠印社副社长、海上篆刻家童衍方的推动策划下,首个聚焦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流传的大展在天一阁举办,明月白露,上千年光阴往来重又回到了起点。亦正是在研讨会上,上播专家抛出的“上海博物馆又发现了两个新的晚明拓本”的线索,让童衍方生发了将展览扩展、移师上海的念头。

自藏有清光绪完整十鼓拓本长卷,并在每一页上都用朱砂题写了释文,作为篆刻家的童衍方经年累月研读石鼓文版本,尤其关注与上海有关的流传之事。

明大藏书家顾从义,上海人,尤爱法帖,曾经依据未剪装的北宋石鼓文拓本复刻于砚石,虽有一些摹误的字型,但因是按未剪装版本,为后来石鼓文原文的复原提供了可靠依据。

而据记载,张燕昌所摹的天一阁版本为上海徐氏移至顾从义位于南市的露香园中,可惜不过数年亦毁于一场火灾。

今上海青浦人,清学者王昶在金石考证方面倾尽心血,曾作《金石粹编》,考据石鼓文版本之异同。至上世纪初,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率友制石鼓十枚;艺苑真赏社(上海古籍书店前身)创始人秦文锦曾藏有宋安国旧藏宋、元、明诸拓本。郭沫若亦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对艺苑真赏社所印本中字句进行了考据。上世纪30年代,马叙伦蛰居上海期间,又作《石鼓文疏记》,将同时期拓本影印本附于书后,命名为“新拓石鼓文”。

明代中期拓本,因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二字不损,故称“黄帛”本,传世拓本极为罕见。国内已知拓本,上海博物馆两件、上海图书馆一件,相加超过了故宫博物院所藏数量,提及以上,童衍方万千感慨汇成一句:“石鼓文和上海的渊源不同一般,上海在石鼓文研究上的地位不可小觑。”在此次展览上,难得示人的安思远藏本亦在各方的支持与协调下,得以与公众见面。

图说:吴昌硕旧藏本(汧殹鼓,“黄帛”二字未损)

石鼓代表了文脉所系,国运所在,文化昌则国运昌,石鼓文所承载的正是自先秦时期所奠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刚健、秩序、进取。千百年来,汉字以一种最简单却又最坚定的方式,延续着中华文明。

石鼓齐鸣,在辞旧迎新之际,上图、上博与上海书法家协会携手举办的这次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所展示和守护的正是一份和所有人相关的民族记忆。(吴南瑶)

编辑: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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