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上海人的年味

那些年,上海人的年味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金涛   2019-02-10 16:34:33

年味是什么?每逢岁末,横亘在心头,像一道谜题。

年的记忆之形成,总是和童年有关。九岁时,从雪域高原来到浦江之滨,几乎迷失于弄堂口的摩登世界。小年夜,站在淮海、余庆、天平、兴国和武康的五岔路口,望着那座巨轮般的建筑,兴奋得像等待启航的船客。倏忽一晃40年,武康大楼近日拆除了“空中蛛网”,又让我忆起儿时大楼旁已经拆除多年的那条弄堂。

诚如陈晓卿说的,每个人一直有两个乡。对中国人而言,过年的全部要义在于回家。空间上的家是家乡,一如春运,乐在回得来;时间上的家叫故乡,好比是春梦,痛在归不去。武康大楼边上的淮海中路1950弄,便是我回不去的故乡,记忆里最深的年轮,便是在那里刻下的。

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弄堂生活对上海人心灵和价值观的塑造,因为地处西区边缘,这不是租界里整齐规划的新式里弄,而是旧式民居组成的街坊,大多是躲避战乱从外省迁移而来的人们。弄口梧桐树影,弄内小巷纵横,集中了天南海北的100多户人家,煤球炉、洋泾浜和老虎灶,八方杂处,唇齿相依。一年中,数两个时令最为闹猛。一个是盛夏,弄堂里纳凉的人像澡盆里溢出的水,站着、躺着和坐着的人铺满街沿,把所有的路口当成露台,据为己有。另一个就是春节,一过腊八,便是孩子们的世界,翻墙上屋顶玩捉迷藏、抢弄堂里的公共竹竿晒年货、把马路边剪裁下的树枝拖回家当柴烧,把小鞭炮扔进邻居家煤球炉恶作剧。在那个自由王国里,住弄堂胜过住公寓,感觉天生都是君王。

年味这个东西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实在有形的。它需要动用你的全部器官去感知和体味。上世纪70年代末,年在舌尖上。那时候哪有下馆子的说法,每逢过年,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弄堂里的炉子煎炸煮烧,满街飘香,苏北的肉圆蛋饺、宁波的年糕汤团、广东的熏肠熏腊,门楣上写着三教九流,年货中衬着七情六欲,锅里面盛着五湖四海,过年家门一迈即可尝遍百家,乃弄堂生活之幸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年在眼睛里。电视机的普及造就了一代电视文化的兴起,人们不再满足于吃,而要沉醉在看。弄堂里要为看电视抢位子,排排坐。央视春晚为过年提供了视觉中心。它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年的文化形式,而且强化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团聚、家庭和欢乐。一台晚会纵览一个国家物质和精神内涵的巨变,透视一个社会前进和变革的脚步,影响至今。

上世纪90年代末,年在耳朵里。在全民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们告别旧弄堂,住进新公房和公寓楼,过年,鞭炮成为隔膜邻里有限沟通的共同语言。曾几何时,辞旧岁让位于迎财神,大年三十的鞭炮不再响亮,而变成为“破五”热身的前奏,鞭炮和烟花祈福“送穷”、“迎财神”和“开市贸易”,表达了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热望。

当下的时代,年在手掌中。抱着一部手机,几乎可以完成全部的过年程式,订年饭、淘年货、写拜年微信、看春晚、抢红包,拍抖音,互联网模式下的年,每个人都是发报员,手指动动,顷刻间便模糊了所有的异乡,消解了所有的思念,统一了所有的问候,人们不再走动,不再见面,不再麻烦。

年味没有消失,只是一直在流变,以前的“年”是弄堂里的小孩,顽皮又喧闹,周身上下带着汗滴;现在的“年”是公寓中的老人,持重而静好,摩挲左右盘起包浆。

年味之寡淡,既取决于衣食住行之变,亦受制于喜怒哀乐之化,是心境使然。

放眼中国的大城市,每逢过年,家庭越来越小,除夕越来越静,指尖越来越忙,更让人怀念起那些燃着烟火味的街坊,沾着孩子气的弄堂,里面埋藏着属于一代上海人的童年、乡愁和人情,那是真正的年味。(金涛)

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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