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情:一部大书,一群报人

不了情:一部大书,一群报人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萧岩   2019-08-25 09:24:07

盛世修典。《辞海》,将迎来第七版的隆重问世。翻到《辞海》的编辑页,几个熟悉的名字,也许会引起你的注意: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是的,新民晚报的老报人们,与《辞海》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岗位上,放射着一样耀眼的文化之光。

【蛰伏】

8月中旬的上海,暑气依旧蒸腾,但最热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我来到陕西北路457号。入口的大门右侧挂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牌,左侧,则是“辞海编辑委员会”。进门,迎面是一栋新古典主义的“小而美”的建筑。但我最想看的,并不是这座邬达克不算太知名的作品,而是旁边那片花园里的几棵樱花树。

40多年前,每当日斜风定,一位老人经常会在这些树下徘徊。樱花盛开时,他就会默默地祝祷:啊,美丽的樱花,你就是我今晚住宿的主人呀。

1979年,赵超构已经69岁。7年前,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位前新民晚报的社长,就像一片落叶一般,被“风”刮到了这片“海”里。与他一起“随风飘来”的,还有前总编辑束纫秋。之后两年的1974年,冯英子、张林岚等一批曾经的晚报人,也从远在奉贤的“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结伴而来。“辞海园”中,从此多了一些特别的生气,而这片不大的花园,也成了为这些报人“遮蔽风雨”、让他们暂时“落脚投宿”的去处。

这里,有许多新老朋友“相濡以沫”,彼此在那阴冷低温中,互相取暖。除了晚报报人,陈虞孙、徐铸成、曾彦修等等许多新闻界前辈、大家,亦皆聚集于此。对于热爱新闻事业的人来说,不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该是何等的痛苦呢?但是,他们首先是热爱知识的文化人。起码,这里的工作依然是与文化有关的,甚至,可以“苦中作乐”——用冯英子的话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辞海》这个海里,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

赵超构(左三)、冯英子(右下)当年在“辞海”办公室

审读一个条目,要阅读大量原始材料,接触大量的古典著作,“工作的时间就是读书的时间,审读的时间就是学习的时间”。修订《辞海》的这段时间,是冯英子接触书本最多的日子。那里,有一个拥有70多万册书籍的五层楼图书馆,中外古今,包罗万象,除了典籍著作,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和敌伪时期的报纸合订本,不难想象,对一个报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方宝库!他经常一进入图书馆,就流连忘返,不想出来了。而他对《辞海》也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懂得这个工作的真正意义,称这里为“一个愉快的海洋”。

这个图书馆后来还曾帮助过晚报的“后进”。1980年因晚报复刊仍在筹备,一些新招的大学生就先到辞书出版社报到。束纫秋告诉他们,可以先去图书馆,翻一下晚报旧刊,了解一下。毕竟,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许多事需要重头做起。

当然,这是后话。而在那个特殊年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就在这片花园,这片海洋中,蛰伏,静待,同时努力地尽己所能,付出。

【坚持】

子曰:必也正名乎。辞典,做的就是一个“正名”的事。

正名,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准确,二是简要。看起来简单,真的落实,会发现十分困难:“简”到多少才能既不遗漏,又无冗杂?“准确”,则是一个更难的标准,因为在特殊的时代,词语,必然会被刻上某些烙印。

1936-1937年,《辞海》出了第一版。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对知识都有巨大的需求。经毛泽东赞同,1959年,《辞海》开始筹备修订旧版的工作,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为独立单位,定居陕西北路457号。1965年,终于推出了“未定稿”。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笼罩全国的风暴袭来,这片“海”也未能幸免,跟着风波险恶起来。直到1972年7月,辞海编辑所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辞海编辑室,修订工作才重又展开。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在夏日炎炎中,又难免有一丝寒意。晚报报人到来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当时,各科室工作是分组进行,三到四人为一组,每组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解放军、一个编辑,这种做法,叫做“掺砂子”。工宣队要干预审读,由于文化上的差距,难免会闹笑话,同意吧,自己这关过不去,不同意,毕竟不好办。这时,就需要通过巧妙的手法,化解难题。比如,《辞海》收录“养由基”,养由基之出名,当然是因为他的“百步穿杨”。可是,工宣队的人认为,百步之外射中杨树叶子,不科学啊,这四个字得删。冯英子举了个当时家喻户晓的例子说:杨子荣参加百鸡宴时,一枪打熄了厅中的灯,这不就是“百步穿杨”吗?再说,把“百步穿杨”删了,那“养由基”这个条目也就毫无意义了。经他的反对,这四个字才保留了下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赵超构(前排左三)、束纫秋(后排右三)、冯英子(前排左四)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同仁合影

但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淳朴善良的,老先生们的博学也能唤起尊重。赵超构当时在语词组,与他同组的工农兵代表赵石根,多年后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说:

他知识渊博,对《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典籍很熟悉。编辑室里史书、辞书很多,凡逢到举例释义是否恰切,存有疑义时,他总能从书中信手拈来词目的用例佐证。日本出过一部《大汉和辞书》,十几本都是厚厚的,百万字巨著,他也熟练取用如囊中之物。如果我过去还不知道什么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闻强记”,与赵老的相处使我见识到,他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这些“额外”的波折,是一种特别条件下的坚持,那么平日对词条的撰写、编审,就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常规”的坚持过程。短短一个词条,背后的时间、精力,难以描述。冯英子将自己审读条目后提出的意见叫做“捉白蚤”。一次他审读到“重屋”,未定稿解释为“高楼”,引证的是《新唐书·西域传·东女国》,可是六七世纪之时,在青海西藏这样的偏僻地区就有了九层楼和六层楼,怎么可能?他与王知伊引经据典,找了不少例证,最后才改定了这个条目。

除了案头活,组稿也是编辑必备的工作。朱燕云是《辞海》“医学分册”的编辑。跟着她工作的秦振庭回忆说,朱燕云非常温和,待人诚恳,从她身上,他学会了如何善待作者。新民晚报复刊后,医科大学毕业的朱燕云发挥特长,成为“康健园”专版的第一任编辑。同事潘家新回忆说,笑眯眯的朱老师其实内心很“硬”,很顶真,很坚强。专业对口本是“朱医生”一大优势,但就是因为懂得专业,她便更对稿子要求高,为了一篇稿件,常反复和作者切磋修改,修改后还要请作者审阅。那时没有电脑,办公室也没有传真机,小样来回审阅都靠邮寄,每次邮寄,朱燕云都坚持手写一封短信,她说,这是对作者的尊重。

我没能采访到她在“辞海”工作的细节,但我想,肯定是一般无二。

一以贯之的细心、耐心、恒心,是《辞海》精神,也是晚报精神。

【新生】

外柔内刚,可能是晚报老报人的共同气质;有所担当,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格。

老辞海人回忆说:束纫秋平易近人,经常到各编辑室串门,谈业务,谈国家大事,有时也说说笑笑,所以大家对他也无话不谈,亲切地称他为“老束”。他的领导作风好,有事让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拿主意,所以大家都能献计献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他主持下,什么困难、麻烦之类,最后都能解决得比较顺当。

“困难”,“麻烦”,确实来了——准确地说,是挑战,机遇。

一切都在重新萌芽,生长,期待怒放。1978年1月,辞海编辑室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束纫秋任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等任副社长。在出版社的走道里,我看到了当年挂牌的照片,鞭炮烟气中,是许多人发自内心的由衷欢笑。《辞海》,作为国家级的重要出版物,它的修订和正式出版,也提到了日程表上来。罗竹风、束纫秋等总揽全局,上下左右全面协调,巢峰等里里外外具体落实,一系列工作迅速展开。12月28日,辞海编委会在南京西路上的友谊电影院召开扩大会议,束纫秋作了《大干快上,提前完成〈辞海〉修订工作,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发言。

随后的事,可以用马不停蹄来形容,可以用两个一百天来概括:定稿一百天,编校一百天。问题和困难接踵而至:编校人员问题、作者队伍问题、集中场地问题、修订原则问题……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一场“大协作、大集中、大会战”——最关键的是,用1979年5月1日《辞书研究》上束纫秋、徐寿明发表的文章中的话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新版《辞海》顺利完成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根本原因。”

1979年9月21日,《辞海》合订本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当时最有名的趣闻就是,因供不应求,上海工具书店采取了“非常”限购措施:要凭结婚证才能买一套《辞海》。

获得新生的,又何止是《辞海》?

就在第三版《辞海》顺利出版之际,沉寂多年的新民晚报也迎来了复刊之机。1980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新民晚报筹备复刊。复刊,又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大挑战,用束纫秋的话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做到“五子登科”:班子、房子、银子、路子、点子。“房子”等待落实的日子里,束纫秋、赵超构还会常去辞书社,有些筹备工作的会议也是在那里的会议室开的,比如应聘人员的座谈会等等。赵超构每周还要抽出一天半天的时间来“辞海”上班。据卢润祥回忆,赵超构还在规划《辞海》出版后工具书选题上出了不少点子,如曾建议不妨出一本《中国杂文辞典》,又建议将《辞海》中的单字抽出增印为《常用古汉语字典》等等。

1982年1月1日,一张墨香四溢、清朗耐读的“新”报纸,出现在了上海市民的面前。新民晚报正式复刊了!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等一批老晚报人,重返暌违多年的本行岗位。但长长十年的情结,怎是说断就能断的呢?当时在束纫秋要求下,办了一份内部交流刊物《辞海通讯》,近水楼台先得月,卢润祥和秦振庭回忆,他们会拿着稿子,去晚报在九江路41号的临时办公地,等待排字、制版、压版、印刷……后来,延安中路晚报新大楼落成后,赵超构、束纫秋还把一众“老辞海人”请来报社做客,参观交流,合影留念。

晚报延安中路新大楼落成后,赵超构(右三)、束纫秋(右五)邀请“辞海人”参观留影

写到这里,一种遗憾之情袭上心头。因为资料有限,有许多参与过《辞海》编修工作的老辞海人/晚报人的具体事迹,无从考证。我只知道,张林岚在读《辞海》稿件时办公桌上都是书,常常为一条资料复查好几个版本,稿子边提出意见的浮签很不少;我只知道,复刊后回到晚报副刊,以“吾三省”笔名行世、留下大量文史精品文字却很少谈及自己的陈榕甫,也终在一篇文章中袒露“我始终对它(《辞海》)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只知道,留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汤高才,在束纫秋、赵超构的赞成与建议下,别开生面地编辑出风行天下的《唐诗鉴赏辞典》,开创了一个新的辞书种类;我只知道,曾是“夜光杯”前身“繁花”副刊的副组长、多才多艺的陈振鹏,是《辞海》古典文学条目修订、主要编写人,后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出不少名作,又为“夜光杯”灯谜栏目贡献甚多……

多想再知道点他们的故事,多想能再多触摸到点历史的衣角。

光阴荏苒。今天,我漫步在浓阴绿障的“辞海园”中,感受着将车水马龙隔开的清幽,暑气不知不觉中早已消散,心也渐渐沉静下来。四目所及,均是葱茏郁郁的大树。一只硕大的松鼠,缘木而上。我最终没有找到那几株樱花树,但看到了两棵撑天的广玉兰,从古树名木保护牌上看,它们已有十纪之寿。这饱经沧桑而屹立不倒的伟岸英姿,岂不正是辞海、晚报、文化人的象征吗?——《辞海》,今已将出第七版;而9月9日,就将是新民晚报90年华诞的大喜之日。树影婆娑中,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不了情,那些在沉默中不断生长的文化之根。(萧岩)

编辑: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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