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何占豪 我的人生不只有《梁祝》

人物 | 何占豪 我的人生不只有《梁祝》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吴南瑶   2019-10-06 13:00:00

  “也许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只要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手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觉得满足,觉得幸福。 ”

视频: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国庆节前两日,何占豪回老家参加诸暨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的录制,几乎没有停留,立刻赶回上海和老伴张玲敏庆祝金婚纪念。席间,老同事徐纪星说:“老何,这世界上真正幸福的人只有5%,我觉得你算一个。”

86岁的何占豪那一代人怎么可能不经历苦难,但因为乐观通达的个性,何占豪呈现的生命明媚、饱满。

吾道幸不孤

上海音乐学院背后有一条不起眼的弄堂,复兴中路1350弄。几排没有电梯的老式公房,但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艺术家公寓”。何占豪从一开始工作就住在这里,一个月30多元房租,上世纪末福利分房的时候,何占豪用现在看来便宜到不可思议的价钱买了下来,再没有搬过家。房子不大,但离音乐学院近,出入方便。靠北的一小间做了工作室,放了一架钢琴、一个书桌、一架台式电脑,如果同时有两三个学生来,就很局促。但学生们最喜欢听着何占豪用“浙普”一边讲笑话一边授课,很多人走上工作岗位后,还会回来请教,“因为何老师实战经验丰富”。近60年的时光,倏忽就过去了。60多年前,何占豪从诸暨考进上音管弦系进修小提琴,年轻人浓眉大眼,一脸英气,机敏有才华,是乡人的骄傲。毕业后,因为《梁祝》成名,也从器乐转到了作曲,留校做老师。在何占豪心中,《梁祝》是人生的转折,但与名利无关。《梁祝》创作探索的成功,明确了他之后的创作方向。

上世纪50年代末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小提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我的同学们,有志气要为国家、为中国民族音乐做点什么。在《梁祝》之前,民族音乐几乎没有交响协奏的代表作,大多是同音协奏。《梁祝》成为经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了不起,而是用外来的音乐形式,加上民族内容和戏曲风格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刚开始提出“民族音乐现代化”的何占豪,充耳不闻学院里质疑的声音。来自戏曲之乡,他的血脉里流淌着那些由民间生发出的优美旋律。一说到柔美,他心里想到的就是越剧尹(桂芳)派;一句情意绵绵的“妹妹呀”唱腔,越剧折子戏“跑驴”中插曲的运用,加上具有戏曲风格的演奏手法,都是《梁祝》主旋律的灵感来源。《梁祝》的成功让何占豪自信将民族的内容,民族的音乐语言,特别是民族风格的旋律与西方的形式结合,能够走出中国交响乐自己的路。

何占豪坚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传承不代表固步自封。他曾经用3年时间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南音,写出交响南音《陈三五娘》。他对中国民族乐器,特别是二胡和古筝的革新倾注心力,写了二胡协奏曲《别亦难》《乱世情》《英雄泪》,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孔雀东南飞》,筝与乐队《云山组曲》,筝乐诗《陆游与唐婉》等。“我认为古筝是最能够深刻表现情感的一种中国古典乐器,如果能将它从五十音阶变成七十音阶,可以转调,那古筝的表现力完全可以与小提琴、钢琴媲美。”何占豪深信,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坚持和传承,中国民族音乐现代化一定可以实现。

弦音共化蝶

50年金婚不易,庆祝的晚宴,来了很多老同事和学生,何占豪的师妹丁芷诺也来了。上世纪50年代末,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都是想有所作为的大学生,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还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做了分工:何占豪和丁芷诺负责创作,俞丽拿和沈西蒂负责演奏,张欣、朱英负责理论总结,决心要写“农民也听得懂的作品”。1959年,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决心用作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从众多同学提交的选题中,选中了何占豪和组员们提出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方案。那时,丁芷诺已经和何占豪完成了基础旋律的创作,按照中国传统乐章结构进行分段,但毕竟两人不是作曲系专业的学生,为了保证作品能顺利完成,当校长丁善德拍板从作曲系调来陈钢后,丁芷诺发扬风格,主动宣布退出。尽管丁芷诺参与了作品前期,以及后期的部分创作,最后发表时,老校长丁善德并没有在作曲署名中保留自己女儿的名字。

实验小组试奏新作品。(左起:俞丽拿、沈西蒂、丁芷诺、何占豪、孟波、贺绿汀、丁善德) 

“直到现在,只要想到丁师妹当年这个高尚的举动,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多么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有新中国第一代青年这样‘有困难就上,有荣誉就让’的品格。”前几个月,在纪念《梁祝》诞生60周年音乐会前夕,何占豪给老伙伴陈钢打了一个电话:“还记得吗?60年前的5月4日,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首次试演,那天,我拉小提琴,你弹钢琴……”转眼,当年意气风发的两个年轻人都已是耄耋老人,和外界想象的不同,两人从没有版权经济利益上的任何矛盾,“如果我现在来总结,我想说,《梁祝》是美丽的,合作是成功的,就算曾经有意见相左也是暂时的,友谊才是永久的。”事实上,从没有作曲经验的何占豪刚接到任务,也有过畏难情绪。还是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的一席话打开了他的心结:像贝多芬、巴赫创作的那些伟大的作品,都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你何占豪不行?

俞丽拿、陈钢、何占豪在一起 

作曲系的大四学生陈钢加入后,提出对乐曲重新构思,把故事内容和西欧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结合起来。两人不断调整,让作品既适应中国百姓艺术欣赏的思维习惯,又符合交响乐的陈述规律。“我也很感谢陈钢,但在我心里,《梁祝》从来不是我俩的专属,主创人员还应该包括当年的一些领导、老师和‘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小丁和其他同学们,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平淡有天趣

一曲《梁祝》60年,情动天下。没有《梁祝》,就没有何占豪。“但我的人生不只有《梁祝》。”何占豪笑得开怀。毕业后留校任教六十载,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何占豪再恰当不过。教学与创作几乎用去了他所有的时间,精神生活之外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能打动他,“我没有很多钱,人对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对精神的需求才是无限的。”这么说的人很多,真正能做到的很少,何占豪大概可以算一个。舞台的聚光灯下,何占豪穿着燕尾服戴着领结,手拿指挥棒,自信坚定。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从戏曲之乡诸暨走出的一个农家子弟。祖母是个越剧迷,他从小的任务就是给奶奶背着凳子去听戏,17岁时他考入浙江省文工团,1952年转入浙江越剧团乐队。考进上音、写《梁祝》是人生的转折,但之前的一切才是何占豪生命的底色,他引以为傲的底色。工作后,一位浙江作曲界前辈改了殷夫的句子,送了何占豪四句话:“名利淡如水,学问诚可贵。抛却杂念事,佳作留后辈。” 这成了何占豪的座右铭。

  指挥席上的作曲家 

何占豪一辈子对生活不讲究,对自己认定的目标的忠诚、坚守全来自于内心的简单。“同事徐纪星提到幸福的标准有几条,第一事业成功,第二身体健康,第三钱够用并稍有节余,第四有一两个小孩,好像确实我都满足了。”打趣问何老师,节余的钱都花在哪里了,何占豪不好意思地回答,这两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钱都贴在现代民乐的推广和普及的公益项目上了。朴素的生活,良好的生活习惯,充满斗志的精神状态,或许正是老派的人生态度让86岁的何占豪身上完全不见老态。“我们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我对自己还有期待,为了共和国,我还有很多事想做。”(吴南瑶)

编辑: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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