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蕴积,十二个故事——莫言新作《晚熟的人》聚焦小人物,把自己写入小说

十年蕴积,十二个故事——莫言新作《晚熟的人》聚焦小人物,把自己写入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郭影   2020-07-31 10:52:32

7月31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人物,12个故事,把自己写入小说,莫言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中国籍作家首位获此奖者。2020年,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有人说莫言将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呈万千气象。这一次,莫言将笔触延伸得很长、很远,但距离读者又是非常紧密、亲近。

“说书人”回归:聚焦小人物,展现时代“常”与“变”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像福克纳书中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已然成了文学地标的高密东北乡,也不过是莫言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构筑的文学幻境。在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他的眼光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所写的时代,其中就有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说书人”莫言。

亦真亦假:把自己写进了小说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袒露心声:“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幽默松弛,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郭影)

书摘

《左镰》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劳动的计量单位,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当时流行的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我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比男劳力挣得还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那把已经初见模样的左镰在炉膛里即将被烧白了。不,已经被烧白了。那块即将加到镰刃上的钢也烧白了。老三奋力地拉着风箱,他的身体随着风箱拉杆的出出进进而前仰后合。老韩用双手攥着长钳先把左镰夹出来,放到铁砧上。然后他又将那块钢加到镰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挥棒一样的锤子,对着流光溢彩的活儿打了第一下。小韩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在老韩打过的地方,发出沉闷得有点发腻的声响。钢条和镰已经融合在一起。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象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徊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编辑:郭影

看评论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