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传承有序、一脉相连的优良作风,是师生间相知相融的文缘。
沈津
时值上海图书馆(简称“上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上图老馆长、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1904—1998)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顾老大弟子,沈津应上图陈超馆长之邀,回到“娘家”。在参观馆内陈列的古籍版本时,沈津如数家珍,动情地说:“这些珍本的积累,都与上图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
三十年的师缘
说起上图,沈津满怀感激之情,他在上图工作了整整三十年,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顾廷龙先生。一九五九年十月,还是初中生的沈津,被召进上图做临时工,虽然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图书,却开启了他与书籍打交道的崭新人生。他的勤奋好学,引起了上图领导的关注。第二年三月,为了培养青年专业人才,沈津幸运地成了上图馆长、目录版本家顾廷龙先生的学生,开始了“一对一”的传帮带,学习古籍、碑帖、手札的整理、编目、鉴定、保管等。一边工作,上图领导一边给他创造条件,安排他上夜校补习高中,语文就是原《上海戏剧》主编、著名编剧何慢讲授,给沈津打好了文字功底。之后,他又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函授班,系统学习高等院校的图书管理课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顾老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桌前。这样,他面对面在顾老身边工作多年,耳提面命,亲聆教益,何幸如此。每天,顾老会开一书单,让沈津去书库查找,找到后叫沈津先看看,说说此书的概要,然后顾老就该书的版本、内容等,做一些提示,告诉他可按什么线索去查,找哪些工具书或参考书。如此年复一年,对各种工具书均能运用自如,更学会鉴别何谓抄本、校本和稿本了。
顾老有时会拿起一件清代学者的手札,告诉沈津这字写得如何,这一点这一画有破绽,不是本人所写,是后人仿的。藏书家或学者在题跋时,常常打好腹稿,一气呵成,笔墨连贯自然。由此,顾老要他每天练字一小时,兴致来了,顾老还会拿起笔,临几行字给他作示范,他看顾老如何运笔,默记于心,之后遍临《孟法师碑》《倪宽赞》等。顾老是书法家,曾参加中国和上海书法家代表团两度访问日本。耳闻目染,心追手摹,已成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的沈津先生,现在也常获书法展览方的邀请,求字者更是络绎不绝。他曾写过《顾廷龙先生书扇》《顾廷龙先生书法二三事》,还编著《顾廷龙书题留影》一书。
沈津和恩师顾廷龙
那时,顾老工作甚忙,有时顾不过来,就请他的两位助手,上图特藏组的潘景郑先生,原著砚楼主人,另一位瞿凤起先生,原铁琴铜剑楼后人,两位都是国内重要的目录版本专家,来辅导沈津等年轻员工,有时单独面授,有时上小班课,都对沈津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
2004年,为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沈津先生花了两年多时间,撰写出版了七十多万字的《顾廷龙年谱》。二十年后,为纪念恩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对原著进行大量增补,字数整整翻了一倍,一部一百四十五万字的《顾廷龙年谱长编》将在今年出版。他说:“我和顾老相处三十年,做先生的学生是我的缘分。这本书是带着我对先师的感情去写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万册珍本的书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担任上图馆长的顾廷龙先生,提出全面整理上图家产。按顾老安排,沈津参与《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项目工作。每天,他会从特藏库内,调取几十部古籍,交请潘景郑、瞿凤起两位先生审校,再根据他们审校修改后的卡片,仔细看哪些地方作了修改,修改的依据在哪里等。那时沈津年轻单身,常常在馆里值夜班,利用这个机会,他就继续白天的看书和卡片工作,做到当天查用的古籍当天归库。学习版本鉴定,大量接触原件是最好的实践,这比学校的教科书更直观,更有实效。由此,沈津先生的版本鉴定功底有了“压舱石”,业务能力实现了质的跨越。几年下来,他已把上图当时馆藏的一万余部善本全部过目浏览。
七十年代中期,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国家文物局给顾廷龙先生委以重任,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老在北京开会期间,就给沈津和另一位学生吴织来信:“由北图和我们作试点,这是周总理病中安排的工作,我们务必努力进行”。此后,围绕这一项目,沈津先生跟随顾老北上南下,开会、普查、调研、培训、督办、鉴定等,忙得不亦乐乎。一九七八年在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沈津先生担任会务组组长,会内会外,他广泛接触各地古籍专家。之后编委会下又分设经、史、子、集、丛五个分编室,他又担任经部副主编,得有更多机会看到各种古籍善本。按编委会安排,他去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地,指导西南地区书目的编纂进度,协助鉴定一些疑难版本。短短一个月,就调阅了一千多部古籍,有一地区,看了三百多部书,不符合善本收录要求的超过三分之二,可见他这一工作的仔细至极。许多善本是通过各地图书馆上报的卡片来甄别的,而卡片上著录的是否真正善本,书名相同的书是否为同一版本等等,遇到不能从卡片上确认的版本,沈津先生就要到相关图书馆去看实物,进行鉴别,这样,发现不少卡片上看不出的问题,如伪造的清代黄丕烈跋,伪造的清代翁方纲手迹等。包括初审、复审和定稿过程中,都要通过调阅大量原件,来确定著录篇目。如此,在书目整个编辑到出版的十多年中,沈津先生查阅、核对的古籍,当也不会少于万册的。
沈津题词
在八十年代中期,沈津先生成为打开国门后首位赴美进行图书馆专业考察的访问学者。在近两年时间中,他走遍美国重要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国内没有的古籍珍本,以及其他珍贵资料,如从没见过的数十张新四军老照片,有陈毅、谭震林等观看战士们操练、生活的照片等,当时海内外报刊作了大量报道。他在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和美国东亚图书馆藏书》的专题演讲时,原定四十五分钟讲课后,有十五分钟的解答时间,可听众热情高涨,互动解答用了七十五分钟还停不下来。沈津先生还详细介绍了上图的丰富馆藏,令海外学者大感意外。回国后,沈津先生写了专题考察报告,以存史料。一九八八年,他被顺利评为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并担任上图特藏部主任,统管古籍、文献和徐家汇藏书楼,顾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管好上图这两百万册藏书,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
有了经手瞩目两个大项目各万册以上的古籍及相关工作研究,以及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九十年代初沈津先生应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邀请,再度赴美做访问学者,看了无数古籍,选出一千四百多种,编写成一百五十万字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两年后经哈佛大学哈佛图书馆的严格考评,他成为该馆正式职员,并担任善本室主任。想起顾廷龙恩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还兼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驻平办事处”主任,为该馆采购图书、校目录编卡片,打下了古籍馆藏基础,沈津先生是不胜感慨,这实在是一种千载难逢的书缘啊!
著述等身的文缘
沈津先生清晰地记得,他的第一部版本学专著《书城挹翠录》,出版于一九九六年。他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恩师顾廷龙先生暨吴文津先生。”因为顾廷龙先生的关爱,培养沈津立足我国目录版本学的领域,是吴文津先生的慧眼,使沈津进入海外最重要的中文善本殿堂,以此著书立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顾老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在担任上图馆长期间,尽管行政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依然保持专家本色,不废专业,不懈钻研,笔耕不辍,皇皇十卷本《顾廷龙文集》就是最好的例证。沈津先生以恩师为楷模,追随顾师三十年,勤于撰述,厚积薄发,著作等身。顾老早时关照沈津:“不要急于写文章,要多读书多收集资料,要大器晚成。”正是按照顾师的教诲,沈津先生直到八十年代进入中年后,才写下第一篇古籍版本的研究文章,标题还是顾师给起的:《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九十年代开始,他才真正发力动笔撰述,竟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作出版了十多部重要专著,计有《伏枥集》《书丛老蠹鱼》《老蠹鱼读书随笔》《沈津自选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包括两部年谱《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辑录一百多万字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主编或合编的有:四百万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六册),《日本汉籍图录》(九册),如此等等。仅沈津先生一人撰述出版的书籍,其字数容量当在一千万之多。
今年,继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沈津书话》(四卷)出版后,《沈津答客问》《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也将面世,在读书界,又会掀起一股“沈旋风”啦!无论是他的版本目录专著,还是怀人忆事的文章,都一如顾老的文风,平实而丰厚。虽然沈津先生读古文,鉴古籍,写起学术文章来,却没有“之乎者也”的学究气,也没有高深莫测、诘屈聱牙的弊病,即使专业论文,他写来也是简洁流畅,举重若轻,论据说理丝丝入扣,用最平易的口语,来阐述颇为深奥的版本知识,真正是深入浅出,读着便觉亲切。更不用说那些读书随笔,关于书人书事的短章,犹如篇篇美文,水乳相融,娓娓道来,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感和获得感。这是传承有序、一脉相连的优良写作文风,更是师生间相知相融的一种文缘。
沈津先生曾先后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他说:“是上图培养了我,饮水思源,我必然会将我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利用各种机会来报效我的祖国。”(韦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