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2时，中国大陆起诉日本政府的最后一位“慰安妇”原告黄有良老人的追悼会将在海南陵水举行。老人8月12日晚在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
今天，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
今天，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公映。
图说：黄有良生前资料图。网络图
近年“慰安妇”辞世非常多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发起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去世，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
“无论‘慰安妇’原告在不在世，维权已几乎不可能，因为日本法院已对此关上了大门。”苏智良说，“人们能做的就是多关心她们。”
他介绍，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余14人，分布在海南、广西、湖南、湖北、浙江和山西等省，平均年龄91岁，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有的没有子女，有的有养子女，身体状况和生活质量都不太好，近几年辞世的非常多。
今天，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公映，黄有良老人也是《二十二》的主角之一。2012年，导演郭柯在偶然中得知了“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的故事，感动下将她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短片《三十二》。取名《三十二》，是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有32名幸存的“慰安妇”。然而到了2014年，“慰安妇”只剩下22位。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的“消逝”让人感慨，郭柯团队决定将中国大陆所有剩余“慰安妇”幸存者完整记录下来，为此他们走了5个省，29个地区。
苏智良说，地方政府对“慰安妇”有一些生活补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也给每位老人每年提供5000元援助，他希望明年能够将标准再提高一些。
“今天下午，我有3位学生在陵水参加黄有良老人的追悼会，结束后我让他们再去看望当地另一位‘慰安妇’。现在我们只能采取‘人盯人’的办法，及时了解她们的情况。”苏智良说。
“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据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料，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海南陵水。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此后被抓进藤桥慰安所，沦为日军的性奴隶。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与陈亚扁、林亚金等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图说：2001年11月28日，黄有良在东京出席听证会。网络图
老人曾多次到东京、上海作证控诉日军暴行。2000年，苏智良与妻子陈丽菲陪同黄有良老人去寻找慰安所的遗址，正遇上该房屋遭遇火灾。当时老人在慰安所遗址前百感交集，这座藤桥慰安所改变了黄有良的人生轨迹，从此苦难缠绕70余年。
图说：2000年，黄有良老人在藤桥慰安所遗址前留影。网络图
“她认为应烧掉，因为那是痛苦的记忆。”
黄有良老人曾回忆，藤桥慰安所旁边就是日军据点，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我们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不听话会被打。我很怕，被逼着，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有时（日本兵）强迫（我）做各种样子……”
两年后，黄有良家里以父亲“去世”为名，哀求日军放黄有良回家一次，从此逃出苦海。可噩梦并没有结束。
村里老一辈的乡邻们都知道黄有良儿时被日军掳掠遭受凌辱的这一段历史，因此老人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她只能找了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还会看不起她，甚至打骂她，小孩有时也会说母亲。
黄有良老人曾亲口说：“由于我有这段经历，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不清楚，背后议论……骂我是给日本人睡觉的……丈夫要当干部，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我是一个苦命的人。”她如此总结自己的命运。
当问及是否愿意去日本起诉时，老人家很坚定：“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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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与陈亚扁、林亚金等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2006年8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此后，黄有良等上诉东京高等法院。
2009年3月26日，原告们又遭到二审驳回。黄有良等再次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
2010年3月2日 终审判决，日方法院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黄有良等败诉并驳回其上诉。但法院承认了日军暴行和黄有良等受害的事实。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姜燕 部分内容来自澎湃新闻、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