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霉”的黄桂秋

不“霉”的黄桂秋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吴承惠   2018-03-20 21:02:05

京剧有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和尚小云,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四个男人在舞台上扮演女人,焕发的艺术魅力,不但终其一生,而且绵延后代。直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依然为新生的京剧旦角演员奉为圭臬。演出的风格非梅即程,或荀或尚。也不能否认,尚先生的传人相对少一些,他老人家的传统底子深厚,唱念有别人难以比肩的刚劲豪迈之气。初学者假使能在这方面向尚先生学一些功夫,或可避免萎靡软塌之气的感染,张君秋先生就受过尚先生的教诲。他后来学梅,又兼学程,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和舞台经验,终于创立了风靡一时的“张派”唱腔。

(四大名旦)

大概稍后于“四大名旦”若干年,又有四个演旦角的男人被当时的报刊揶揄为“四大霉旦”。其实也有惋惜的意思,因为这四个人艺术功底都不差,演技也有相当的水平。就是不怎么走运,没有出现过所谓“大红大紫”的状态,名气虽然有,但够不上家喻户晓的程度。喜欢他们的人也有,但“拥趸”不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四个人是徐碧云、绿牡丹(黄玉麟)、程玉菁、黄桂秋。

或另有一说,“四大霉旦”中没有程玉菁,而是朱琴心。

(徐碧云)

先说徐碧云,他差不多与梅兰芳同时“出道”,也是梅兰芳的妹夫(名琴师徐兰沅的弟弟),名气一开始也不比梅兰芳差到哪里,舞台上也放射过一点光芒,但不知怎的,慢慢地就黯淡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幼年坐在戏馆的二楼座位上,看过一次徐碧云的演出,远远地只觉得他的扮相不怎么好看,好像没有什么“艳光四射”之感,抹上脂粉,看上去还是像个男人。但徐碧云会演的戏很多,青衣、花旦,都拿得出手,尤其是花旦戏,那些已经好久不在舞台上出现的“冷门戏”,为徐碧云所独擅。徐碧云有一位至今健在的弟子毕谷云,我有点认识,或者说见了面可以打个招呼。毕谷云先生后来又拜了梅兰芳,公开演出的都是“梅派戏”。但徐碧云的花旦戏,毕先生藏之甚秘。听说现在得到了一个传人,即从北京来的已在上海戏曲学院任教的牟玄甫先生。牟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惊现”的一位青年男旦,擅演花旦戏,如《翠屏山》等,如今拜在毕谷云先生门下,可以间接地把徐碧云的“遗产”继承下来了。

绿牡丹本名黄玉麟。我没有看过他的戏,但见过他本人,皮肤黑黑的,眼睛大大的,小分头梳得“滴流光”,令人一见就能想起他的“职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戏曲学校建立,黄玉麟被聘为教师,确实也教出了一两个学生。但老师又犯了品德上的老毛病,联想到他所以在舞台上“红”不起来,可能与他不约束自己的私生活有点关系。

程玉菁是人称“通天教主”王瑶卿老先生的大弟子。他好像在舞台上并没有演多久,就一直随侍在老师的身边,协助老师传艺,在这方面他是有功劳的。他也极有可能不在“霉旦”之列。

最后就要说到黄桂秋先生。有那么几年我与黄先生应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我能对京剧有些浅显的认识,也是与黄先生的熏染分不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曾经写过两篇回忆黄先生的文章。一篇是《阳台对酌》,另一篇是《祭黄》,都已发表,但都偏于某个事件,某个时候,未能尽情表达我对黄先生的思念。如今我已相当衰老,趁还拿得动墨水笔,让我断断续续地把早年与黄先生的交往再回忆一下。

(黄桂秋)

不“霉”反有点红

首先我不太同意把黄先生也归入“霉旦”之列。黄先生并不“霉”,一度还有点“红”。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黄先生组班在上海更新舞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演出,记得二牌老生是贯大元,小生是江世玉(叶盛兰的学生)。那时我不过十五六岁,还在上中学。我父亲任职的大公银行有位姓孙的襄理,与黄先生是好朋友,后来知道他是黄正勤的“干爹”。黄先生演戏,孙襄理照例要捧场,每天买五六张乃至近十张戏票。有时孙襄理自己不去看戏,就把戏票给银行里的同事,我父亲也分到过好几次。有时父亲陪我去看,有时就让我独自前往,前前后后看了不下七八次。既有黄先生的几出拿手老戏如《春秋配》 《玉堂春》等,也有他新编的如《蝴蝶媒》《秋香三笑》等。以我当时的欣赏水平,就觉得黄先生演偏于唱的正旦戏对工,偏于做的新戏如《蝴蝶媒》还可以。黄先生演此戏时在台上当场画扇面,画面上就是两只蝴蝶和一抹花草,须臾画成。我拜识黄先生以后,他也给我画过这样的扇面,我配了扇骨,不时展玩,没有多久就破损了。

恕我直言,黄先生演的花旦玩笑戏如《秋香三笑》就不是很讨好。那时他虽然还年轻,大概四十岁左右吧,但要表现一个聪明伶俐的俏丫鬟有着不小的差距。我一向主张这类戏由年轻的女旦演起来比较契合。男旦除非是三十不到的小青年,还要生得比较瘦削,眉眼确实很清秀,扮起来才能让人赏心悦目。写到这里,我想岔开来说一位男旦,就是毛世来。他十几岁还在科班里的时候演的花旦戏,令人惊艳。毕业后在一个时期内也是风头甚健的。被报刊宣扬的“四小名旦”中是不是有他在内我说不清楚。他到上海来过,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赞赏。可是年复一年,他的声望就逐渐地降下来了。记得是1950年,他和梅派男旦杨荣环合作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我去访问他们。那时杨荣环才二十出头,比我还小两岁,看上去自然风度翩翩。对比之下,毛世来就要老得多,说老实话我有点失望。果然他们这一次的演出成绩很不理想。后来杨荣环留在上海,毛世来回北京了,舞台上渐渐失去他的身影,大概改行做教师了。

(黄桂秋)

学唱“黄派”的人

再回过头来说说黄桂秋先生。

黄先生这次在更新舞台演出结束后,好像当时上海的报纸(尤其是小报)对他的报道多了起来。其实他很早就定居于上海,在熟识的友好中享有声望。但这次演出,扩大了他的影响。人们发现:在四大名旦之外,还有这么一位功力深厚的旦角名家。他的唱,清丽婉转,其中还隐藏着一股挺拔的坚韧的劲道。在听惯了梅派程派的唱腔之外,又听到了黄桂秋,感觉无比新鲜。一时之间,学黄的人也陆续出现了。就说一例,当时上海有两座戏曲学校,即上海戏剧学校和中华戏剧学校。“上戏”出来的学生是“正”字辈,“华戏”出来的学生是“松”字辈。“正”字辈最出名的当是近年在台湾去世的顾正秋。她的唱“主流”是梅派,“支流”则是黄派。“正”字辈还有一位武正霜,则完全是学黄的。“松”字辈的沈松丽,是正式在黄门立雪的弟子,早就灌有唱片,是《女起解》还是《春秋配》我记不清,反正全部是黄派唱法。我后来在黄先生家曾见到沈松丽几次,她已近中年,但样子还是很俏丽。她好像并不以“唱戏”为业,但生活又离不开唱戏。她究竟在干些什么,我不好问,所以现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至于票友中学唱“黄派”的男旦就更多了。他们围绕着黄先生,似乎也成了一个朋友圈。当年我头一次到黄先生家里,楼下客堂里挂着一个镜框,上书“秋声社”三个大字,是不是传承黄派艺术的一个组织,我不敢断言。日子一久,我连“秋声社”这个名称也吃不准。好像程砚秋先生最早组织的剧团也叫“秋声社”。只怪我笔头不勤,没有把早先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强调黄桂秋当年非但不“霉”,还很“红”,不过“红”得不那么“火爆”罢了。

我还可以从自己模糊的记忆中来搜索,大概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两年,北京一时没有什么大牌名角到上海,黄先生和一直住在上海的老生演员纪玉良,还有一位唱“金派”(金少山)花脸的票友张哲生(他本人是海关职员),合作在当时的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后来改名为大众剧场)演出,至少在唱的方面满足了京剧观众的要求。他们三人都是“好嗓子”,戏院用“满宫满调”四个字来宣扬他们演唱时的现场效果。那时我还很幼稚,不识货,没有去看过。但看过的人都说:“过瘾,过瘾……”

黄金大戏院曾经由周信芳(麒麟童)先生接办过好多年,其间也邀请过几批北京名角来演出过。但更多的日子周先生自己领衔,排演一些整本的老戏。周先生当然是很响亮的头一块牌子,小生有俞振飞,但合作的其他行当的演员也都赫赫有名,好像记得老生纪玉良也参加了,花旦有王熙春,花脸有袁世海,武生有高盛麟,小丑有刘斌昆等。不久,黄桂秋先生也来加盟了,他是不可或缺的正旦。如周先生要唱全本的《红鬃烈马》王宝钏一角非由黄先生担当不可,否则整出戏就缺少了分量。戏院每天排出的剧目,一般都是周先生最后压台(俗称“大轴戏”)。但有三出戏周先生是让黄先生来送客的。一出是吹腔《贩马记》,剧中黄先生演李桂枝,俞振飞演赵宠,周先生则演受冤屈坐牢的李桂枝的父亲(好像叫李奇吧)。一出是《三堂会审》,黄先生演苏三,俞振飞演王金龙,周先生演参加审问的臬台大人刘秉义俗称“蓝袍”。主角自然是苏三,“蓝袍”是配角,但周先生自有机会施展他的“绝艺”,让人印象深刻。在他与“红袍”潘必正一起去拜会上司王金龙后,作揖告辞,这时周先生有个退三步又进三步的弯腰拜别的动作,这就要看脚底下走台步的功夫,每每演到这里,台下观众止不住轰然叫好。先于苏三的唱而得到彩声,照老戏班的规矩是不可以的,但轮到周先生来演就是“特例”,不受此限制。后来我看别的麒派老生演蓝袍,多数没有这一招,大概知道自己毕竟不是周先生,没有他那个功夫,不敢轻易尝试。

还有一出大戏,是全本《白帝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彝陵之战”。传说最难唱的京剧青衣戏《祭江》,也是黄先生享誉最隆的看家戏。据黄先生告诉我,青衣戏有“三祭”最难唱,一就是《祭江》;二是《祭塔》,白娘娘被压在雷峰塔下,儿子许仕林中了状元之后前去祭拜,母子相会。这戏是张君秋的“绝活”,唱功很繁重。当母亲向儿子诉苦时有大段的“反二黄”,但听得人有点恹气,后来张君秋把原先的唱词删掉不少,让学张的几位年轻的女旦也能唱了。还有一祭是什么?黄先生想不起来,我更不知道了。

且说周信芳演《白帝城》,到最后孙夫人祭江,他实在找不到可演的角色,只好让黄先生独自“压阵”,果然盛名无虚。在京剧观众的心目中,这出《祭江》就归黄桂秋独家所有,别人要唱,也得拿黄先生的版本作对比。

不禁想起一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黄先生因家庭生活闹纠纷,被公家知悉,对黄先生开批斗会,并给予处分,有几年不能上台演戏,只能在剧团里做杂务。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黄先生被解除管教,可以登台亮相了。头一天就演《祭江》,那晚观众简直疯狂了,剧终谢幕达十几次。黄先生那几年受的窝囊气也一扫而空。

我的思路马上又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认识黄先生不久,有一天下午奉召到他家。原来黄先生刚刚由外地演出回沪,急于要告诉我一件事:他这次到了安徽的芜湖吧(还是安庆?),这里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大码头,昔年米市的交易十分繁忙。当地人有爱看京剧的传统,盖叫天、张翼鹏父子昔年都去演出过。现在黄桂秋去了,一到就有人告诉他,在离开芜湖不远的江面上有座小岛,岛上建造了一座小庙,供奉一位女神,叫枭虮娘娘,传说就是三国时孙权的妹妹孙尚香,由于政治原因嫁与刘备,起先随夫住在四川,几年后被孙权假借母亲之命,骗回东吴,一直没有回蜀。后来听到了刘备的噩耗,立即拜别母亲,来江边祭奠,毅然投江殉节。据说孙夫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芜湖附近。人称刘备是枭雄,所以孙夫人便叫枭姬,谐音枭虮。这个传说让黄桂秋十分感兴趣,随即偕同剧团的人择日登上这座小岛,参拜了枭虮娘娘庙。娘娘的神像打扮就和戏台上的皇后娘娘差不多。最让黄先生感兴趣的是神座两旁的一副对联。上联“思亲泪落吴江冷”,下联“望帝魂归蜀道难”。从此黄先生每演《祭江》在孙尚香出行的“仪仗队”(即前面的龙套)中,就撑出了这副对联。这是“黄派祭江”独有的场面,别人是弄不懂的。

黄先生饶有兴味地把这段“奇遇”告诉了我。我就用他的口气写了一篇游记,分上中下三段发表在当时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写这篇文章时我翻阅了前人的笔记,考证了这副对联的来历。大约是唐宋年间,有位举子参拜了这座小庙,心生感慨,就用前人的诗句集成了这副对联,很贴切地表达了孙尚香当时的心事。据说当天夜里,这位举子梦见一位装束严整的娘娘来向他拜谢……

用黄先生署名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引起朋友们广泛的好评。黄先生满心欢喜地把我找去,连连对我说:“写得好,写得好……”还告诉我,香港的报纸也转载了。

我的感受是:自此以后,黄先生对我这个与他儿子黄正勤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信任加深了。

(黄桂秋)

私下没有女人腔

自此以后,我每隔个把星期或十天左右,总要去黄先生那里去同他聊聊天,有时候相隔的时间长了,见面时黄先生总要说一声:“怎么好久不来啦?”

我确实也很愿意接近黄先生,很欣赏他那台下的风度。记得我第一次由黄正勤领去他家。刚进门,黄先生由客堂出来往楼上跑,时值冬令他头戴深黄色的皮帽子,身穿蟹青色的皮袍子,手捧茶壶,温文尔雅,像一位旧式大家庭的贵公子。后来接触的次数多了,听他颇有书卷气的又富有幽默感的谈吐,又觉得他很有学养。谈书画、谈掌故、谈世道人情,爽朗自在,还有点“海派”的味道。更让我有点暗暗惊讶的是黄先生虽然唱旦角,但私底下却没有一点“女人腔”,相反的倒有丈夫气。

平常在黄先生家里进出的客人也不大有戏班里的同行,偶尔有个把女弟子或男票友来看望他。黄先生平常结交的好像都是一些有身价的经理老板之类。比如很早就去了香港的颜料商荣梅莘(“上海二小姐”谢家骅的丈夫),就跟黄先生很要好。儿子黄正勤的岳父也是个企业家。上海小报界的几个有名的文人跟黄先生也是好朋友。

黄先生不吸烟而嗜酒,每顿必先饮几小杯白酒后才吃饭。据说黄先生演戏出场前也要饮酒。他的学生男票友朱永康先生也学了老师的这一习惯。早先梅兰芳先生还没有移居北京,家在上海马斯南路。有一天黄先生去看他,两人谈得很投契。梅先生对黄先生说:“你戒酒,我戒烟(香烟),咱们好好再唱几年。”黄先生一回到家里就兴奋地跟别人讲了梅先生的这几句话。不过黄先生也一直没有能够戒酒,也许他后来患的肺萎缩病越来越严重,连平常的食物都不大吃得进了,何况是酒。

黄先生是老伶工旧称“老夫子”陈德霖的学生。听唱片,陈德霖的唱高亢挺拔,很古朴。所以黄先生的唱也有点这种味道。大概陈德霖的传人最有名的也就是黄桂秋一个。

黄先生年轻时就像一个翩翩的贵公子,结了婚,但和这位原配的夫人感情不和,后来就分居了。黄先生住上海,原配夫人住北京,儿女都是她生养的,只有二儿子随父亲在上海学戏,就是“正”字辈小生黄正勤。

李慧琴对黄先生的迷恋,好像是“前生注定”的一段姻缘。她和黄先生相恋了那么久,直到1968年他们才正式成为夫妻。1978年历经坎坷的黄先生去世,这十年的朝夕相伴,李慧琴只是侍候了一个多病而性情又暴躁易怒的老人。如今,这一对患难夫妻终于能在天上相聚了。(吴承惠)

编辑:王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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