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看电影

鲁迅在上海看电影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李忆庐   2018-04-08 18:30:58

看电影,对于鲁迅先生是日常:对于上海,则是文学的永恒。

上海大戏院,离鲁迅寓所最近的电影院

20世纪上半叶,看电影被时人称为“看影戏”,今天的“大光明”“国泰”“星美”等老电影院里,均留下鲁迅先生看“影戏”的足迹。散见在《鲁迅日记》《鲁迅书信》中的文字记载,为后人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看电影的吉光片羽。看电影,对于鲁迅先生是日常;对于上海,则是文学的永恒。


一枚“资深”影迷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走下山东轮的舷梯,来到上海,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来到上海的第四天即10月7日,鲁迅邀请李小峰、孙伏园、林语堂及三弟周建人等人在福州路的言茂源酒家午餐。饭后大家兴致颇高,专门奔赴虹口福生路27号(今罗浮路)的百星大戏院去观看美国电影《剪发奇缘》。

1927-1936年,鲁迅生命中最后的9年在上海度过,享受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创作更是达到了高峰。除了写作,看电影便是鲁迅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1936年3月18日,他在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许广平在《记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记载:“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鲁迅对生活极为节俭,衣着素简,对于看电影,却不肯将就。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其中“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国泰”“大上海”等都具有世界第一流设施,鲁迅的足迹几乎遍布上海的头等影院,也喜欢买票价高的楼上第一排正中座位,从而不受干扰畅快地看电影。看完电影后,鲁迅总会在日记中记下电影名称(偶尔还用英文写出电影原名),在哪家影院看的,有时还会注上“甚佳”“佳”“不佳”“劣极”“浅妄”等简短评语,可见其观影态度之严谨。

翻阅《鲁迅日记》,有时一连几天都有看电影的记录,有的影片甚至反复观看。1931年8月23日,鲁迅携广平、三弟周建人等四人前往山西大戏院观看《哥萨克》,由于内容甚好,第二天,鲁迅又同家人看了一遍。日记中,鲁迅说这部影片“甚佳”。


1934年国泰大戏院的电影广告

1935年美国影片《仲夏夜之梦》在国泰大戏院首映,这部影片是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的故事片,由于口碑很好,场场爆满。国泰大戏院在今黄浦区淮海中路870号近茂名南路路口,离鲁迅的大陆新村居所颇有些距离。12月11日晚,鲁迅一家三口特意雇车赶去观看,却没有买到当场票,只好买了下一场的票。他们回家吃罢晚饭,再雇车前往国泰。该影片场景虽然新奇热闹,但并没有多少思想内容,令鲁迅大失所望。 

鲁迅经常携家人、三弟周建人夫妇及其子女,也同好友茅盾、郑振铎、柔石、黎烈文和黄源等一起乘出租车去看电影。有时,先吃饭再去看电影,或者看完电影吃点宵夜再回家。1929年7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晴,热……夜同柔石、真吾,方仁及广平往百星大戏院看卓别林主演《嘉尔曼》电影,在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炎热盛夏看电影、饮刨冰,在今天何尝不是人生至乐呢?无怪乎,鲁迅赞叹:上海是别有生气的。

有趣的是,作为慈父,鲁迅也兼顾幼儿的喜好,举家去看《金银岛》《漫游兽国记》等儿童卡通电影。在日记中,鲁迅共有三十多次“同广平携海婴”看电影的记录。1935年6月的一天,鲁迅和许广平携儿子海婴以及周建人的孩子,一起前往光陆大戏院观看米老鼠卡通片。同年9月27日下午,为了庆贺海婴六周岁生日,鲁迅专门与广平一起带孩子到大光明大戏院观看《十字军英雄记》。

鲁迅惜时如金,“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然而,对于“浪费时间”看电影他却乐而愿往,可谓一枚“资深”影迷。沪居上海9年间,鲁迅观看了约140场电影,去了近30家电影院。从1933年4月鲁迅迁居虹口大陆新村到1936年的3年内,鲁迅先生看电影达到95场次。梳理《鲁迅日记》可知: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19场。豪掷时间看电影休闲之后,鲁迅便“苏息之后,加倍工作的补偿”了。


融光大戏院(今星美国际影城)

“门外汉”精辟评论

距离鲁迅寓所最近的是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的上海大戏院,鲁迅在日记中称其为ISIS,这也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经常放映苏联影片的影院。上海大戏院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毁,重建后于1937年淞沪战争中又被炸毁。鲁迅先后二十余次到该院看电影,是他光顾次数最多的电影院之一,也是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看电影的地方。

1936年10月9日,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在上海大戏院首映。时值共产党人姜椿芳在该院从事宣传和翻译工作,他特别赠送给鲁迅一张优待券。第二天下午,鲁迅与许广平携幼子海婴、侄女玛理一同前往观看。这是鲁迅生前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日记里,他记了这样一笔:十月十日“……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当夜,鲁迅发着高烧,仍坚持致信给两位友人,分享观影之乐,推介这部影片。在给黎烈文信中说:“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Dubrovsky by Pushkin)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同一夜又致信黄源:“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普希金——笔者注)之Dubrov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但这一夜,距离鲁迅病逝只有9天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院扎堆上海,尤以虹口的电影院为多,故而有“过河去看文明戏”的俗语。谈论上海生活的人,如果没有看过影戏、喝过咖啡,未免是美中不足。寓居上海的作家,大都有看电影的经历,鲁迅、郑振铎、施蛰存、田汉、洪深和夏衍都是电影爱好者,也积极参与电影评论或制作。

1931年4月4日,百星大戏院首映苏联影片《国魂》。在申报上刊登的巨幅广告

鲁迅曾自谦地表示,自己“于电影一道是门外汉”“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事实上,鲁迅对电影有独特的欣赏品位。他喜欢看纪录片、风土人情片、科教片、侦探片等,特别喜爱看反映世界各地土著生活的影片,如以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为背景的《蛮岛黑月》。对美国的纪录片《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还看了数遍。对纪录片,鲁迅是当作看风土记的心情去的;对历史片,则觉得可以和各国史实相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鲜活的社会相。1936年4月15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鲁迅谈到:“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鲁迅还将《人猿泰山》《非洲怪兽》的纪录片推荐给萧红等人。 

对于电影的娱乐功能和认知功能,鲁迅有着深刻的理解。早在日本学医期间,他就已接触到电影,也正因为学校播放日俄战争的影片,让鲁迅弃医从文。鲁迅还主张将电影的艺术形式运用到日常教学活动中,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在一次筵席上,他论断电影教学“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当然,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所以,“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鲁迅还时常把一些经典的电影镜头写到文章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讽刺某些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其中的“奴隶总管”和“鸣鞭”的典故,就出自电影《亡命者》。

鲁迅曾观看过的苏联影片《夏伯阳》的电影海报

支持左翼进步电影

鲁迅非常关注国产电影。1927年他曾在广州观看电影《诗人挖目记》,因为内容荒唐没看完就走了,他在日记里评论其“浅妄极矣”。对于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侦探滑稽之类的国产电影,因为不能真实反映中国人的真实形象,鲁迅有过犀利批评:“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最初阶段,就受到了鲁迅的重视。1930年1月,他翻译了日本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爬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的部分,以《现代电影和有产阶级》为题目,发表于同年三月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鲁迅还写了“译者附记”,表示了他对当时电影的看法。

对于进步的左翼电影和影片公司,鲁迅则是给予热情支持。1932年,上海地下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先后派田汉、夏衍、阳翰笙、阿英、郑伯奇等到明星、天一、艺华、新华等电影公司担负编剧和导演工作。此时,夏衍化名蔡叔声,将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经济衰败的现实主义影片。此前很少看国产电影的鲁迅,特地出席了《春蚕》的试映会。在《电影的教训》一文中,鲁迅论及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突破时,深刻指出:“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捣毁了进步倾向的艺华影片公司。用“武打”来摧残左翼电影事业。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痛斥这种行径:“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有组织的一伙,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时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鲁迅以文为枪,揭露蓝衣社破坏进步电影的反动行径,有力支持了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斗争。

左翼进步电影《春蚕》的剧照

后记>>>

今天,“大光明”“国泰”等电影院默默矗立。假如流光逝影可以驻留,我们是否可以“邂逅”鲁迅先生呢?散见在日记、书信集中的文字,则为我们留下了鲁迅对于电影的精辟见解和深刻思考,这也是我国电影艺术理论中的宝贵财富。(李忆庐)

编辑:徐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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