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习俗从“禁”到“尊”之掠影

春节习俗从“禁”到“尊”之掠影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李忆庐   2019-02-03 13:22:00

贴春联、吃年夜饭、亲友互拜,过一个暖暖的中国年。春节是中华民族举国同庆的祥和节日。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全国是禁止过农历春节的;而且发布法令,将农历视为“废历”,规定将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全部移到元旦执行,农历新年还禁止商店关门,禁止公职人员放假。

不过,老上海人对此并不“买账”,民间照样庆贺春节,蔡元培等名人更是在家中“关门过年”。重温那段历史,只为证明传统文化、年俗年味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

屡下禁令

1930年的农历春节,上海的老百姓过得有点憋屈。除夕夜,商店必须开门迎客,祭祀祖先、迎财神居然都变成了违法行为。

这一年,上海西门有一家人“顶风作案”,除夕夜在家迎财神,在桌上供了纸财神,放着大鱼大鸡,还焚香点烛。结果被两位巡逻的警察发现,他们将主人以及供奉财神的所有供品都带进了公安局,结果“鱼肉等不消说,连一只竹篮子也充公在那里,再罚他十四块钱。”这一天,上海的警察也较往常忙碌,他们挨家挨户巡逻商铺,督促商户开门营业。可商户总是半天不回应。警察们自称是来拜年的,他们才开门。可警察刚走过三四家门面,商户又把排门上起来了。甚至在街上为人写春联糊口的落魄文人也受到了查处,在乡下售卖旧年历的小贩居然也被捉走拘役。

这一年的农历新年年尾及年首,公用事业单位也不得放假,照常工作,还不准随时请假。如果有员工因病请假,“应由本路医官验明属实,方能给假。如有擅自离职,一经查觉,从严处罚”。

当时报纸刊文“废除旧历过新年”

这些禁令不止在上海,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了啼笑皆非之状——这还叫过年吗?

时间倒回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政令,改用阳历纪年,以便和国际通行日期接轨。自此,“元旦”开始成为一个节日。元旦前后放假三天,这和今天的放假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在农历新年,官员须照常办公而不放假。但普通民众仍然是要隆重庆祝春节的,所以民间依然“崭新之桃符,脆裂之爆竹,不绝于耳目也”。

到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农历春节的思潮。蒋介石本人也认为,“社会一切旧习惯很难打破,旧历年就是个证明。我们早已决定用阳历,但是一般民众到了旧历年精神就疲怠下去……希望我国社会上能把一切不好的习惯打破。”由于农历新年民间会有祭祖、大吃大喝、聚众赌博等现象,所以很多人士认为旧历春节是封建迷信的沉疴,会使人“精神懈怠”,因此要禁止过农历春节,推行阳历才是与世界接轨。

春节风俗年画,写有“上天降福 新春大喜”

1928年1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废除旧历,“禁过旧年”。次年7月2日,再次发布命令,规定以后的历书,不能再附旧历;商家账目契约,若不用阳历则没有法律效力。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1930年农历新年的啼笑皆非怪状。

政府颁布政令,一方面禁用阴历和禁过农历春节;另一方面相应加强阳历及阳历元旦的地位。1930年6月公布《推行国历办法》,将阳历定为“国历”,将阴历(旧历)称之为“废历”,并“特制国民历颁行各省,凡属国民遵守”。严禁民间在春节进行贴春联、燃放烟花爆竹、相互拜年等一切民俗活动。

禁过农历春节,附着于春节的传统习俗怎么办呢?《推行国历办法》又规定:“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祭祖、春宴、观灯、扎采、贴春联等一律移置于国历新年前后举行”。就是将整套春节的传统习俗来了个乾坤大挪移,移至元旦期间举行。

“为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起见,还将“国历新年改为休业五天,即12月31日起至1月4日止”。这样,元旦假期从1912年起的三天变成了1931年起的五天。这样上班族平空多了两天假期,这倒是好事。但好景不长,到了1933年元旦假期又改成了三天。

“废历”不废

1930年1月1日元旦那天,政府举行了团拜,授予勋章典礼,接见外宾等盛大庆典。全国百姓均休业一天,上海街头“或鸣放鞭炮,或开游艺大会,马路上汽车游行,天空中飞机翱翔,民众耳目,为之一新”,一派热闹景象。但这一年的农历春节,则被迫变成了比较冷清的日子。

然而,“禁过旧年”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改变传承了几千年的风俗习惯。严令之下,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政府机关、学校团体过元旦新年;另一方面,在禁令鞭长莫及的地带和民间,照样庆贺着农历春节。“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则特别高兴。”农历尽管被法令称为“废历”,但因为农历节气、岁时很多与民众日常耕作、喜庆等息息相关,故而“废历”不废,庆祝农历新年的景象屡禁不止。

对于扬阳历弃农历的做法,当时人们有过诙谐的评论:本土的中国人是喜欢过土产的农历年的,即就是把“阴历”叫作“废历”也没有用,大多数国民是乐意废物利用的……《大公报》则直接用“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为标题,以示拥护过农历新年。

关门过年

当年的《申报》上,曾有一篇题为《过年》的文章,写的就是教育团讲演员周少英的经历。他回忆道,在众人忙着过农历年的时候,他拿着小旗子跑到十字路口去讲演,演讲主题就是反对旧历年俗,提倡过阳历新年。演讲结束后,他收拾旗子回到了自己的家,放下小旗子接过猪头腊肉,依旧进行农历新年的各种准备,并在心里为自己申辩道:“我亦未能免俗耳”。

1930年严禁农历新年,但胡适却在这一年1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是旧历元旦(庚午)。旧历是政府废止的了,但昨晚终夜爆竹声不绝,难道只是租界内的中国人庆祝旧历年吗?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著是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可见,在1930年禁令最严的时候,百姓仍是执意要过农历新年的。

这年的12月28日,上海举行推行国历演讲大会,蔡元培发表了长篇演说,专门就农村与都市推行国历的不同提出意见。他说,乡村农忙时一天工作甚至长达14小时,没事时则终日闲空。故农民在国历二月时为闲暇,此时正是农历春节期间,农民此时休息,政府不应干涉。就如演讲时所言,到了农历新年,他自己也在家中“关门过年”。

1924年,上海的农历新年漫画

最有趣的还属季羡林,1934年他是清华大学一名西洋文学系学生,他的日记里,也记录着他对新历年和旧历年截然不同的感受。1934年1月1日的元旦,他记下:“我脑筋还是给旧历年占据着。我丝毫感不到过年的滋味。过年——多么可爱的名辞(词)!也变为形式主义了。早晨十点才起。我知道这是过年了,论理似乎应该有感想之类的东西,但却没有,我并没能觉到这是过年,也没觉到我已经长了一岁了——这一切都是旧历年时的感觉,有点太怪。”而同年的2月13日,他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我现在正写着《回忆》,我觉得回忆是粉红色的网,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带着香气。没有回忆,人便不能活下去,对年的回忆尤其美丽。

上海新年之现象:走三桥,寓意祛除疾病

面对民间的各种“不合作”,政府最后也没辙了,只好允许保持旧历中的岁时节令,并相应地将它换算成阳历日期,也逐渐放松对农历春节的禁令了。1931年2月16日是农历新年,2月18日的《申报》上记载:租界内在旧历新年依旧“爆竹连宵,锣鼓齐天,声震街市,倍形热闹”。2月22日又报道:华界“城隍庙大殿上烧剩的蜡烛头,可以堆一座小山”。最终,农历春节禁令形同虚设,春节又回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身边。

回归传统

一番折腾下来终于有了平衡,大家都习惯了过两个年的二元设定。1934年,政府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虽然并没有取消废除春节的政策,但执行上不像1930年那样严格了。这一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度过、农历新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国取得共识:农历春节是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传统节日。此后,封杀农历春节的历史告一段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春节娱乐在乡村的作用。每至春节,党的各级组织都以春节娱乐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举行百姓喜闻乐见的庆祝活动。

1949年9月27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确定,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农历春节再次被作为节日确立下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废除农历春节的禁令最终无疾而终。如今,我们举国同庆中国年,正是尊重传统习俗,凝聚深厚的民族记忆的体现。(李忆庐)

编辑: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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