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系列 |《新青年》的朋友圈与建党伟业

红色档案系列 |《新青年》的朋友圈与建党伟业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俞亮鑫   2020-07-18 11:57:35

坐落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0年6月,坐落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秘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第一批党员、第一份党刊、第一个党的宣言、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等,相继在这里诞生,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揭牌并对外开放。

一个历史性的约定

这座百年沧桑的石库门建筑,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曾担任过柏文蔚的秘书长,所以在此入住。推开黑漆实木大门,客厅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客厅里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这是当年陈独秀对来客定下的规矩,也透出了筹备建党时的紧张气氛。

建党伟业为什么会和《新青年》编辑部紧密相连呢?这一点要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起。

(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也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1917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后,由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八人轮流编辑,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领袖群伦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精神标杆。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是李大钊,他也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与《新青年》杂志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李大钊在《新青年》当编辑,还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它们都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李大钊)

1920年初,为了帮助陈独秀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李大钊装扮成账房先生,雇了一辆骡车,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中,送陈独秀秘密离京,转道天津坐船去上海。这风雪一路走了三天,两位北大教授在大雪中有个历史性的约定,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新青年》随陈独秀一起迁居上海,由此,老渔阳里2号既是编辑部,又是陈独秀的寓所。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拿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秘密商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于是,建党伟业在此悄然启动。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后,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最初取名“社会共产党”;陈独秀在征询了李大钊的意见后,8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可见“南陈北李”,彼此呼应,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约定。

中国第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就产生在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内,他们大多是《新青年》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如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等。1920年9月,《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1920年11月7日,《新青年》的编辑们,又秘密创办了一份内部发行的理论月刊《共产党》,主编李达。同月,陈独秀起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老渔阳里2号既是《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部,同时也是陈独秀和李达的寓所。可见,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都与这一红色地标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李汉俊居住的树德里和李达后来居住的辅德里这两处石库门寓所,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和二大,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都是把自己寓所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场地,为建党伟业作出重要贡献。

一个秘密红色摇篮

党的一大召开前,要求各地相继建立起共产党组织的信函,都是从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寄出的,它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召开中共一大,要求各地派出代表前来上海与会的通知书,也是从《新青年》编辑部秘密发出;就连一大召开遇到密探袭扰后向南湖转移,也是在此紧急决定的。它为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建党的红色“秘密摇篮”。

(《新青年》)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和我党领袖,是建党“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这段论述,清晰地将建党伟业与《新青年》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真实性。

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1921年9月4日为祖国荷兰《论坛报》写的《中共成立初期的情况》报道中说:“尤其是陈独秀教授。他几年前就发行的《青年杂志》,他是我们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那个杂志的读者群在八个地方结成了小组,他们已经决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该党从今年起出版《共产党》月刊……”马林说的《青年杂志》就是《新青年》,他也证明了这份杂志与建党的紧密关系。他甚至把《新青年》的读者群与各地的党组织直接画上了等号。

可见,在推进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中,《新青年》起到了主导和组织作用。

以《新青年》为阵地,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老渔阳里2号内景)

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首先就送至《新青年》编辑部,由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才出版的。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同样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还有《国际歌》,其中文版是由瞿秋白翻译的,并首先发表在《新青年》上。在革命征途中,只要你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一代青年的朋友圈

在黑沉沉的漫漫长夜里,《新青年》唤醒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叶挺等,都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员)

毛泽东回忆自己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还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地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周恩来1918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恽代英给《新青年》杂志写信时曾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老渔阳里2号内景)

可见,《新青年》对周恩来、恽代英等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变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新青年》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民族救亡的复兴之路,它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激励了一代奋进青年选择了理想信念。《新青年》的读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党伟业与《新青年》紧密相连,并通过它的编者群、作者群、读者群等这一朋友圈开始渐渐展开,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影响日渐扩大。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一份党的刊物、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国际歌》等都相继诞生在《新青年》编辑部的历史原因。这也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秘书处”、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机关所在地等,都汇集于老渔阳里2号的秘密所在。

在《新青年》的编辑队伍中,人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瞿秋白等,他们都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先驱。在精英荟萃的作者中,人们也可看到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张申府等,他们都成为了党的领导人物。可见,《新青年》这一思想舆论阵地,聚集起了一批爱国忧民、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它不仅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还进而成为建党的中心地。

历史不能忘记,《新青年》对建党伟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老渔阳里2号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俞亮鑫)

编辑:王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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