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系列|校园风潮与建党伟业

红色档案系列|校园风潮与建党伟业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俞亮鑫   2021-03-21 18:03:34

五四时期,校园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青年的聚集之地,进步师生又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和革命先锋。100年前,他们走在了时代最前列,奔走于民族危亡之际。其中,一些进步师生纷纷来到上海,参与了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

五四运动

未名湖畔

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它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进步师生和校友,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聘任《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新青年》迁至北京,与北大紧密结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等相继参加编辑工作,蔡元培和鲁迅、杨昌济、王星拱、傅斯年等积极撰稿,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主阵地。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的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在中国,第一个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这场思想解放的潮流,启迪了一代青年,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探索了中国如何救亡图存。

1919年,因列强在巴黎和会出卖中国的山东权益,五四运动爆发,风潮席卷全国。在北大学生发起下,北京学生三千余人聚集于天安门游行示威,那一声声满腔热血的救国呐喊,唤醒了一个沉睡久远的古老民族。

1920年2月,因躲避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至上海。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他出京。途中,大雪纷飞,北风呼啸,这两位北大教授一路共商建党大计。有诗赞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这段佳话,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黄日葵、王复生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5月,陈独秀在渔阳里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使者维经斯基一行,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维经斯基在北京大学先拜访了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去上海与陈独秀商谈。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在上海成立。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党组织中,陈独秀、沈雁冰(茅盾)、袁振英、李季等4人亦为北大校友。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随后,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张太雷等北大学生也加入其中。

曾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建了湖南的党组织。广州的党组织成员中,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均为北大校友。1921年春,旅法支部在巴黎建立,其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人张申府原为北大哲学系讲师。

未名湖畔的北大人,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海内外共有8个党组织,其中6个党组织负责人都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在50多名党员中,有北大师生、校友23人;在一大代表13人中,有北大师生、校友5人。这足以可见北大对于建党的突出贡献,这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

岳麓山下

岳麓山下的湖南第一师范,庭院深深,茂林修竹,这里走出了3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尤其是产生了一代领袖毛泽东,可见它与建党的关系之密切。

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有一批学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不少都是《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萧三、张国基、陈天华等求学于此,他们中有些成了共产党人。它也是朱熹、张栻、章太炎、何绍基、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谢觉哉、周谷城、田汉、李达等执教之地;曾国藩、左宗棠、黄兴也曾藏修于此。可谓人文荟萃,名贤辈出,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之美誉。

在杨昌济、刘人熙等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都在思考国家兴亡、民族生存等严肃问题。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确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中,组织和领导了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民学会74位成员,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成了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长达8个春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情回忆道:“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有不少学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前往北京帮助组织这次赴法。为了维持生计,在已到北大任教的恩师杨昌济(杨开慧父亲)介绍下,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此,他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知识精英,这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在黄浦江畔送别了又一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到老渔阳里与陈独秀多次促膝长谈。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回湖南不久,毛泽东就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委托他在湖南长沙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来信,主张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信:“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何叔衡接到李达的邀请函,代表湖南党组织前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参与并见证这一具有“开天辟地”历史意义的大事件。湖南一师是湖南革命文化的策源地和进步青年的大本营,先后走出了毛泽东、何叔衡、李达,走出了蔡和森、向警予、任弼时、田汉等,这不是一个历史偶然。

钱塘江边

湖南有个一师,浙江也有个一师。鲁迅、李叔同、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曾在此执教;潘天寿、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等名人曾在此就读。如今,家喻户晓的“与时俱进”一词,就是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的办学方针,也激励了当年的教师学生。

浙江一师这座享誉全国的江南名校见证了新文化与旧文化那场激烈的交锋,这就是著名的“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后,陈望道被浙江一师聘为语文教师。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老师积极弘扬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使学生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被称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施存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非孝》一文,文章在俞秀松主编的《浙江新潮》上发表。它主张在家庭中以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反动当局下令撤换“一师”校长,要求查办陈望道等4位语文教员,并派军警进驻学校,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尽管《浙江新潮》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扼杀,但这份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这也为陈独秀日后在上海邀请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共同参与建党创造了条件。

陈望道被迫离开杭州,此时,他接到邵力子来信,得知《星期评论》社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由此,他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专心致志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比他平时译书多了五倍的苦功。这一翻译巨著送至上海出版时,陈望道通过他的一师学生俞秀松将它送到了渔阳里,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正式出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问世,短短几个月,就重印了十几次。这部经典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读了这本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6月,上海渔阳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名成员。其中,俞秀松、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校友。这年夏天,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主持编辑《新青年》,与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密切合作,旗帜鲜明地倡导社会主义。1920年8月22日,在渔阳里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8位发起人中,来自浙江一师的占了一半,他们是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四位一师师生和沈玄庐、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由俞秀松任首任书记。不久,施存统赴日留学,负责组建东京旅日共产党组织。可见,陈望道和俞秀松、施存统等一师校友不仅积极参与建党,还成了共青团的创始人。

正如陈望道后来回忆时说:“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浙江第一师范了。”(俞亮鑫)

编辑: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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