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为什么说上海是红色歌曲孵化地

新民艺评|为什么说上海是红色歌曲孵化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徐冰   2021-04-04 20:08:54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当时,上海就拥有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同时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工业——相应地,工人阶级觉悟也最为先进。这片热土还汇聚了大量追求新文化的知识分子,辅之以发达的新闻出版业、电影业,以及因此带动的唱片业……在各方势力纠葛之际,在中西思潮碰撞之际,在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寻求生机之际,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必然。从此,这座城市被注入了伟大的红色力量,勇往直前。

图说:电影《聂耳》海报 资料图

在这股洪流中,上海涌现了以人民音乐家聂耳为旗手的一批进步音乐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和反抗被压迫的斗争中,这些红色歌曲也化为一股战斗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上海先后成立了由田汉和聂耳牵头,包括任光、张曙、吕骥、安娥等人在内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组织,这股力量同时也鼓舞了在上海学习就业的冼星海、贺绿汀、麦新等音乐家的创作。于是,聂耳写出了中国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以及《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麦新写出了《大刀进行曲》、任光创作了《打回老家去》、张曙则有《丈夫去当兵》……

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的师生也是这股民族大义中的生力军。其中,黄自教授写出了《抗敌歌》,学校培养的学子吕骥创作了《自由神之歌》、冼星海有《救国军歌》,刘雪庵有代表作《长城谣》,贺绿汀写出了后来人人会唱的《游击队之歌》、夏之秋与桂涛声合作了《歌八百壮士》等。

从上海发出的红色音符,与前线的战斗进行曲和根据地红色歌曲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民族精神。其中,上海的红色歌曲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聂耳为代表的音乐家创造性地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聂耳在创作《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作品时,深入码头工地、观察体验工人的工作场景,把低沉的号子声作为歌曲的有机部分来呈现。在这之前,中国工人阶级从没如此有力量的、鲜明的、精神层面的音乐艺术呈现。第二,通过电影和唱片达到最广泛的传播。聂耳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电影插曲,冼星海最早期的《夜半歌声》等作品都是电影歌曲。电影可以说是当时最佳的传播方式,而往往由电影明星演唱更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另外,电影歌曲又具有通俗易唱和时代流行曲的风格。电影歌曲大都被录制唱片发行,《义勇军进行曲》通过重新编曲录制唱片发行后,影响力大增,以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黑人歌星保罗·罗伯逊听到后改编成英文版本的歌曲《起来》,在多个场合演唱声援中国抗战。第三,海派风格鲜明。从各地来上海发展的音乐家,吸收了上海的国际潮流和都市风情,融合他们擅长的地方民歌和特色,呈现出时代性,而彼此叠加出来的海派气象蔚为壮观。无论是作品本身的风格还是包装,在红色经典歌曲里都具有独特魅力。譬如贺绿汀的《天涯歌女》《春天里》,安娥、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卖报歌》等都是生动案例。第四,音乐艺术性比较高。这个方面更多的源自“学院派”,譬如音专高材生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等,以及在上海生活的外国音乐家的协力,譬如《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唱片时邀请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担任了配器。

1938年鲁艺成立,冼星海和吕骥欣然赶赴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鲁艺的音乐系负责人。他们不但在延安的革命氛围中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恢弘的时代作品,更是通过在上海积淀的功力培养了大量音乐家,其中有马可(《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刘炽(《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郑律成(《八路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王莘(《歌唱祖国》)、李焕之(《社会主义好》《春节组曲》)、时乐濛(《歌唱二郎山》)等等。这些根植于九州大地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主旋律,宣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辉煌。

所以说,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起,上海就逐渐成为了红色歌曲的孵化地。(徐冰)

编辑: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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