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 “红色”《新民报》

纪实 | “红色”《新民报》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萧岩   2021-06-27 18:44:58

   《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有着很深的“红色血脉”:它曾聘请多位共产党作家编辑副刊,曾多次刊登来自延安方面的诗文、消息,并且吸纳、隐蔽了大量的地下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时,让我们再次走进历史,走进往事……

《延安通讯·毛泽东保证打胜战》

新民报1938.2.25

圣地消息

    1938年1月24日,冬季的重庆寒冷潮湿。这天本是旧历的北方小年,但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的各地人民却大概没有什么心情。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关心战事的人,在街头买过一张《新民报》,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那时的重庆,《新民报》是第一张内迁后复刊的报纸,许多人对它感到特别亲切。翻到第二版,下方的副刊《血潮》中,蓦然,“出延安城的北门”字样跳进眼帘,细心而敏感的读者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这篇署名“友民”的文章标题为《特区托儿所一瞥》,介绍了延安在窑洞里开办托儿所,照顾忙于革命工作的同志的孩子,这些孩子其中有的还是经历过长征磨难的。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在国统区见诸报纸正面介绍延安情况的文字仍然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引起当时人,以及现在的我们的好奇。

刊出第一篇延安消息的新民报

1938.1.24

    写作此文的友民,全名邓友民,是《新民报》经理邓季惺的胞弟,1933年入党,1937年去延安工作,其弟邓友辛、邓友理亦于1938年3月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邓家一门三兄弟都赶赴革命圣地,令人感叹。做姐姐的邓季惺及报社一个与邓友民要好的同志,趁此机会邀请他给《新民报》写通讯;此外另有报社的其他同志根据各自的关系,约请去延安的同志写稿。由此,《新民报》上就有了一组共十二篇有关延安的珍贵消息。

    1月25日续完《特区托儿所一瞥》之后,2月16日、19日,又分两次连载了《废历新年在延安》,记述了延安用国防春联、改良秧歌舞、戏剧联合公演、武装示威大会等方式旧年新过,展现了延安的勃勃生机。而在此后的2月25日至27日,《新民报》连续三天以“延安通讯”的栏名,在四版新闻版的左上角醒目位置,刊登了邓友民对2月11日“陕甘宁反侵略大会”的系列报道,其中第一篇标题为《毛泽东保证打胜战》,相当惹眼。这个大会是呼应同时间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毛泽东为名誉主席之一)的系列活动而举办,可以称为“延安分会场”吧,于是,《新民报》可以理直气壮地高调处理这批稿件,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此后不久,这些通讯、消息、报告文学,再度“移师”刊《血潮》。此后的撰稿人还有苏笛汉、齐语。齐语,原名王冰之,1937年入党并去延安,此后一直工作在新闻战线。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通讯全面地介绍了延安抗战方方面面的情况,给国统区读者以新鲜的信息:《陕甘宁边区医院巡礼》《鲁迅艺术学院》《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日兵在延安演剧》《延安女自卫军》《活跃的延安——记“七一”和“七七”》……

    根据老报人陈理源的回忆,当时从延安寄平信来重庆,有时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作者是没有能力负担航空邮费的,但读者渴望读到延安信息,报社也希望能够及时地“抢新闻”,因此便预先寄稿费给他们,请他们用航邮寄稿。但当时延安重庆间的交通常生梗阻,之后随着战事吃紧,9月《血潮》也停刊,9月4日刊出最后一篇,即遗憾地告一段落了。饶是如此,它依然在《新民报》乃至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日后,赵超构在《新民报》上连载轰动一时的《延安一月》之时,不知道《新民报》同仁是不是会想起几年前这难忘的一段“飞书传信”呢?

绵里藏针

    其实,《新民报》与共产党人的联系远不止此,亦远非自此始。

    1935年秋,《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与徐悲鸿小聚,再次说起心心念念的话题:有没有好作者可以介绍给《新民报》?“有了!”徐悲鸿一思索,“田寿昌、华汉都在南京,你可以去找他们嘛!”

    田寿昌、华汉即田汉、阳翰笙,都是戏剧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老共产党员。1934年年底他们被捕,1935年春被押解到南京,虽说出狱了,但行动还是受到监视。不管陈铭德是否知道底细,他一贯兼收并蓄的办报态度,或者说勇气,让他毫不犹豫地第二天就去拜访田汉。田汉一口答应。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新民报》撰文五十多篇。紧接着,陈铭德又去拜访阳翰笙,并请他主编副刊。说起来,当年在上海的时候,阳翰笙还曾动员过邓季惺参加革命哩。能有一个左翼戏剧界施展手脚的舞台,阳翰笙自然也很高兴,不过出于谨慎的考虑,商定署名主编为《新民报》的总编辑赵纯继,他负责实际工作。就这样,从1935年12月1日起,副刊“新园地”问世了。在这片园地上发表了大量的进步文章。

    副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绵里藏针、曲笔讽议的平台。许多中共党员作家通过较为“软性”的副刊文字,传递进步信息。1946年,重庆《新民报》日刊增开一系列周刊,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共产党作家负责的:聂绀弩主编的“呼吸”、力扬主编的“虹”、孟超主编的“人间乐园”等。“呼吸”也正是因1947年3月刊发《无题》讽刺国民党士兵“武力至上”,遭到迫害停刊。

    也是在1946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夏衍曾参加过副刊“夜光杯”的编辑工作,并长期开设专栏《桅灯录》。这个专栏经常为《新民报》其他各版转载,一度几乎成为五社八版的“共同语言”,一文既出,天下共读。此后,1947年至1948年,早已是《新民报》长期作者的袁水拍(马凡陀)也主编“夜光杯”。

    《新民报》副刊的巅峰时刻,无疑是1945年11月14日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此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也就不多说。其实,《新民报》副刊还曾发表过朱德的诗。

朱德《太行山书感》新民报(南京版),1946.10.10

    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正式复刊,这天除了常规的四版,还出了共四版的“国庆增刊”。在增刊的第二版中间偏左位置,有署名朱德的一首诗《太行山书感》。此版本与现通行的《太行春感》有个别字词差异,抄录如下: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万雄师惊贼胆,三年苦战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侠,驱逐倭兵共一樽。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1940年11月15日),原题《住太行春感》。《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这首诗如何会流传至《新民报》并得以发表?或与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作用有关。可能也因经过辗转传抄,故与《沁园春·雪》一样,与原件有了字词上的偏差。有研究者发现,1941年胡适日记中就记载了通过媒体转载读到朱德这首诗(李传玺:《毛泽东、朱德诗词最早传入美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9日),说明当时各种传抄的情况都是有的。不管是从何渠道得到此诗吧,特地编发在“国庆增刊”中,必定是有深意存焉:因为就在相邻的“增刊”第三版,编者就大做特做慈禧生日(旧历十月十日)的内容,实为暗讽蒋介石的“六十大庆”——“双十”前一天为旧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旧历生日,各地正在大做吹捧文章呢,而《新民报》此举,无疑是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在惹眼位置扎一根“朱德”的刺,当然也是有意为之。

    登出来,当然是让人看的,懂的自然懂,也包括国民党。次年年末,在一次聚会上,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见到时任南京社总编辑曹仲英,拍拍他的肩:“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至少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报纸……在国共两军决战的日子里,你们还登了朱德的诗……”曹仲英从容应对:“我们标榜的是超党派的民间报。”但他或多或少大概有数,此时,《新民报》的“偏左”已经势不可挡。

地下烈火

    《新民报》报社人员中极少是有党籍人士,共产党员当然是只能以地下党的身份存在。抗战开始,《新民报》与共产党关系渐次建立,报社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地下党员的身影,其中相当多是为了隐蔽身份,而报社中进步人士也暗中保护。时任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回忆,“重庆《新民报》在解放前接纳的中共地下党员,据我所知,先后共达二十六人之多,超过国民党党员人数。这在国统区内,以一个常有职工总数仅二百多人的民营报纸,能够容纳这样多的共产党员者,是不多见的。”

    陈理源本人就是一位颇为“激进”的青年——当时报社同人送他雅号“理源洛夫”。1943年他因为曝光孔祥熙大小姐飞美国结婚的消息,引起极大风波,一气之下,曾去找当时以资料室主任身份隐蔽的地下党员张志澄,要求去延安或《新华日报》。张志澄出于战略考虑,劝说他留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他相似的还有一位张鸣正。张鸣正绰号“鸣正斯基”,1936年他还是校对,就以所谓“共党嫌疑”而被捕过。1946年,在“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风潮中,时为上海社记者的张鸣正再次被捕(陈理源同期在重庆被捕)。张鸣正一直想要去延安,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会见赵超构,赵说起此事。毛泽东对潘梓年说:“为什么把一些进步青年都往延安送?国统区也很重要,新民报这样的阵地,我们派人去还来不及呢,我们要多多支持才是。”1946年出狱后,张鸣正在张志澄安排下,转移去了中原解放区,并终于如愿入党。此后他与刘淑贤回到《新民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刘淑贤曾为《新民报》外勤记者,在中原解放区入党并与张结为夫妻),后来,还介绍党员张先畴进入成都《新民报》。

    地下党员就是这样以星星之火,在《新民报》“五社八版”全面开花。按入社工作时间,简单列一下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在《新民报》工作过的中共党员的名录吧:张西洛、田伯萍、张志澄、高汾、陈翰伯、胡作霖、孙大光、陈丹墀、成幼殊、贺家宝、蒋文杰、刘淑贤、陆善本、宣谛之、张白山、程海帆、胡其芬、田钟洛、吴让能、张鸣正、张大中、张先畴……他们有的因工作需要或发现敌情,短期内便离开了;有的则在报社工作了较长时间。

    而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红色血脉中最浓烈的那一抹。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对关押在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屠杀。犯人实在太多,来不及分批处决,于是被集中关押,特务端起机枪,疯狂扫射……倒在这一片血海之中的,有三位《新民报》的党员同志。

    胡作霖,1938年入党,1945年入社,是重庆版外勤记者,常深入贫苦群众采访,揭露社会黑暗,被称为“硬火”。1948年6月7日被捕,在狱中,他曾为叶挺著名的诗歌《囚歌》谱曲,这首鼓舞斗志的战歌,唱响了整个渣滓洞。

胡作霖烈士

    胡其芬,1938年入党,1947年参与《新民报》工作,曾代编重庆版“女声”周刊,后任英文电讯翻译,写译过许多为妇女呼号的文章。1948年4月11日被捕,时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妇女书记。

胡其芬烈士

    陈丹墀,1938年入党,1946年到《新民报》工作,任编辑,发表过许多抨击时事的杂文。1948年4月2日被捕。

陈丹墀烈士

    他们三人与张朗生(重庆社)刁侠平(成都社)一起在重庆渣滓洞殉难,均追认为烈士。他们倒在了黎明前,却照亮了后世百年。这是《新民报》红色血脉中,最鲜艳凝重的华彩!(萧岩)

编辑: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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