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刘震云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人物 | 刘震云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舒晋瑜   2021-11-07 14:51:17

“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那是34年前刘震云短篇小说《塔铺》里的最后一句话。他一直都记得。

中国作家中, 刘震云是触电最多的。不仅作品被改编得多,还亲自上阵出演角色。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还接触到了不同的人,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

刘震云笑言,身边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哲学家,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对自己有很多启发。

刘震云和新书《一日三秋》

有人评价他的新作《一日三秋》:刘震云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他的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

倾听的力量

有一次,刘震云在荷兰一家图书馆交流,有位读者站起来说,读《我不是潘金莲》她从头到尾都在笑,唯有一个地方哭了,就是主人公李雪莲对世界上所有人说话都不被相信的时候,她开始对一头牛说。所有人都在取笑她,她只有说给牛听:你相不相信我不是一个坏女人,这个状到底告还是不告?刘震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补了一句:她身边有第二头牛也在听,他叫刘震云。

我相信这是刘震云的常态,以牛的姿态和忠诚倾听。当李雪莲们的心事无处诉说时,他在倾听;当他把听到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告诉读者的时候,赢得更多的倾听。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倾听的力量。

刘震云的朋友很多,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师傅习惯戴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

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像新作《一日三秋》,六叔给“我”絮絮叨叨讲那些画作的故事。六叔死后,所有的画被六婶一把火烧了。为了纪念和六叔的过往,“我”以记忆中六叔的画为母本,用故事描述出画里的延津。

为晚报读者寄语

过去写作,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现在,刘震云逐渐发现,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每天的写作其实是在倾听,倾听使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早期的小说就已暗示了刘震云后来的创作宗旨:白描现实人生,以写实的笔墨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境遇。这在刘震云大概是必然。比如坐高铁,他特别喜欢坐二等座,很多人觉得太嘈杂,有些乘客会把手机声音放得很大,孩子跑来跑去,但刘震云感觉温暖,他也喜欢享受满车厢方便面的芳香。

但是后期,刘震云的作品被贴上“现实魔幻主义”的标签。其实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真实而“魔幻”的世界里。 《一日三秋》中明亮对花二娘说:“人在梦中常哭湿枕头,您说这哭是不是真的?人在梦中常笑出声来,您说这笑是不是真的?有时候这真,比生活中的哭笑还真呢。” 在《故乡面和花朵》里,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说:“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场戏,刚刚还是主角,转眼之间,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一日三秋》干脆就让演员直接上场了。豫剧《白蛇传》里扮演许仙、白娘子、法海的三个人在现实中纠葛,仙女花二娘的传说在画里、在传说里、在梦里穿梭,这使“一日三秋”有了“三生三世”的意味。这是一部罕见的荒诞剧;然而,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一辈子活成了笑话

“说得上话”,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就像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说的:“ 一个人的孤独不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刘震云曾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俩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找养女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讲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一九四二》里,范伟扮演的厨子擅长延津做法的鲤鱼焙面;电影《一句顶一万句》里,范伟扮演的老宋还是延津的厨子。 新作《一日三秋》中也记录了陈明亮父子走出延津、回到延津的故事。

青年时的刘震云

故乡是他的文学圣地。从上世纪80年代的《塔铺》《新兵连》开始,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刘震云沿着故乡一路走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中,均可见遥远的故乡,《手机》《我叫刘跃进》也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延津。这底色在《一日三秋》里愈发清晰。陈明亮重金寻赏枣树心的门匾,也是延津的情结,是明亮、也是作家内心割舍不断的思乡情结。三千年前冷幽族的仙女花二娘流落河南延津,每夜入人梦中讨笑话,会说笑话的人,她奖励红柿子;笑话无趣之人就要背二娘去喝胡辣汤。殊不知花二娘已化为一座山,背山人一梦呜呼。花二娘并不知道,丈夫早就在听笑话时被鱼刺卡住喉咙,又被扔进黄河淹死;陈明亮的母亲樱桃死后从长江飘下去到了九江,突然回到了宋朝,到宋朝找到的笑话救了她的命,因为阎王爷也喜欢听笑话——所有人最后突然觉悟,自己好像一辈子活了一个笑话。

刘震云用笑话讲述了最朴素的人生:活成一个笑话,也没什么不好。而笑话与笑话之间,人的笑话和寻找笑话之间,都是结构的艺术。在刘震云的作品中,结构的着力胜过故事,故事怎么讲,比故事本身更重要。《一日三秋》把生活的壁垒给打破了。戏里戏外、人间鬼神、上天入地、画里画外、梦里梦外、逆向顺向,结构严谨且极富张力。故事情节与对话语言之外,《一日三秋》里隐密又严谨的结构显示出作家举重若轻的功力。否定之否写,他的写作是连环套,是螺丝转,是拧巴之拧巴。

“拧巴”是刘震云的说法。他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校正一下。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语言是缠绕的,却是质朴的、平易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炫技,没有夸大,用朴素的语言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反而映照出故事背后深刻的道理。

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标尺

刘震云喜欢读《论语》,反复研读几十遍,他总结出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刻薄的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

刘震云讲话、写小说都很绕。他简洁诙谐的叙述中,简单的故事变得没完没了,让人欲罢不能。他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是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是外祖母。《一日三秋》里明亮的奶奶,或许就寄托了作家的思念,而先前的《故乡天下黄花》索性直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在刘震云的眼里,外祖母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刘震云说,他的写作从外祖母的哲学中领悟了很多。

“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是刘震云的习惯。(舒晋瑜)

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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