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列勃尼科夫被誉为俄国诗歌历史的传奇，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体武翻译的《赫列勃尼科夫诗选》一书近日出版，开创了国内对俄国“白银时代”研究的又一先河，填补了未来主义诗歌译介的空白。今编发本书译者序节选，以飨读者。

《赫列勃尼科夫诗选》 郑体武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在20世纪初的俄国诗坛上，赫列勃尼科夫是一个传奇人物，公认的“诗人之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是“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生产者的诗人”。迪尼安诺夫说他是“语言的罗巴切夫斯基”“文学领域的革命家”。格利高里耶夫说他是20世纪的奇迹，“人文领域的爱因斯坦”。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则将赫列勃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

一

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1885年10月28日生于沙皇俄国阿斯特拉罕省小德贝特兀鲁斯通杜托沃村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博物学家，母亲学过历史。受父母影响，赫列勃尼科夫从小便对自然和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03年考进喀山大学数理系博物专业，兼修数学。就读期间因参加学生示威游行而被捕。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使他的性格变得内向，郁郁寡欢。1908年转学彼得堡大学数理系，继续学习博物学专业，同时奔忙于梵语和斯拉夫语之间。但均未毕业。

在彼得堡，赫列勃尼科夫结识古米廖夫、戈罗捷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尊库兹明为师；频繁造访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星期三晚会”和阿克梅派的“诗歌学园”，同时与后来的未来派诗人和画家卡缅斯基、布尔柳克兄弟、马秋申、古罗等过从甚密，结成文艺团体。

1910年，赫列勃尼科夫参与发起的未来派首部文集《鉴赏家的陷阱》问世，书名就是赫列勃尼科夫起的，他也由此被推为未来派的领军人物。1911年，赫列勃尼科夫离开彼得堡大学，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日常生活的困顿非但没有击垮他，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创作欲。他的作品密集发表在富于挑战意味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萎靡的月亮》《三人圣礼书》《牝马之乳》等未来派丛刊和文集上。也就是在这一年，赫列勃尼科夫开始认真研究幻想式的“历史数学”，并自称发现了神奇数字“317”的秘密。1914年出版了《米尔斯孔查》和《地狱游戏》（与克鲁乔内赫合作）。此时开始引起诗坛名家关注，库兹明称他的作品是“才华横溢的狂人之作”；古米廖夫注意到他的“形象具有令人信服的荒诞性，而思想则充满令人信服的悖谬性”。

赫列勃尼科夫

赫列勃尼科夫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其历史魔咒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到那时，就连死亡也会变成虚无波涛中一次暂时性的沐浴。由于致力于解答时间问题，赫列勃尼科夫的创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创作范畴。1916年，在莫斯科居住期间，诗人开始筹划组建“时间国”，按照他的想法，时间国的领导者“地球主席”应由当代世界最优秀的317个人物担任，他们可以凭借善与和谐的意志号令相对低级的存在、日常生活范畴——“空间政府”。时间国的居民分成两类：一类是无私奉献的发明家，一类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食利者一直成群结队地偷偷跟在发明家背后，如今，发明家要把他们的爪子从身上推开。”也就是说，发明家要将食利者逐出“时间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列勃尼科夫一度逃避，但还是于1916年被征召入伍。他认为，战争的破坏力和毁灭性不可低估，非但对个人有害，对俄罗斯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组诗《捕鼠器里的战争》就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赫列勃尼科夫居无定所，过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1920年，他两度染上伤寒病，又两度被白军和红军抓进监狱，还在哈尔科夫进过精神病院。同年6月，他随红军去往波斯，8月回到巴库，又从巴库辗转到皮亚季戈尔斯克，饥寒交迫中于秋天抵达莫斯科，借住在画家米图里奇家。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停止写作。

1922年5月14日，米图里奇将病重的赫列勃尼科夫从莫斯科带到诺夫哥罗德的桑塔洛沃村疗养，寄一线希望于当地的泉水能创造奇迹，医好他的坏疽。不料赫列勃尼科夫病情持续恶化，伤口溃烂生蛆，不得不锯掉双脚。托洛茨基得知诗人病危消息后，立即指示当地医院全力救治，但为时已晚。6月29日，赫列勃尼科夫在一间临时借住的澡堂更衣室里，悲惨地告别了人世。

据米图里奇回忆，赫列勃尼科夫辗转诺夫哥罗德的路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负有同我一样使命的人，都在37岁的时候死去。”赫列勃尼科夫去世时正好37岁，阳寿与普希金相同。

翻译家郑体武

二

马雅可夫斯基说：“赫列勃尼科夫的生平堪与其辉煌的文学成就比肩。他的生平是诗人们的一个典范，是对诗歌投机者的一种责难。”

赫列勃尼科夫的创作道路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5—1914）是与象征主义交往密切的起步期和作为未来主义运动发起人和主将之一的活跃期，形成了以创造新词和神话乌托邦为主要取向的独特风格；第二阶段（1915—1917）是开始关注俄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的过渡期，诗人震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试图对自己的紧张思考做出总结；第三阶段（1917—1922）是赫列勃尼科夫诗歌创作的空前高产期，在诗人看来，十月革命为他的整个生命提供了存在理由，为他的时间律和时间国学说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赫列勃尼科夫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框定在未来主义的范畴内，他对原始主义、对大自然的向往，对多神教罗斯和古代斯拉夫的理想化，证明他的创作取向与其他未来派诗人迥然有别。他的诗歌世界，是一个泛斯拉夫的世界；他对俄语的狂想，对语词的痴迷，也都来源于他的“斯拉夫情结”。

三

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世界里，数字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这与诗人的世界观以及对待语言的实验态度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数的艺术家”，重大历史事件的预言者，赫列勃尼科夫对神学兴味索然，可对解释历史预言却很感兴趣。尽管从前古时的解释不科学，但他本人还是希望有科学支撑。科学还可以解释关于反基督徒的预言，因为这是神话，而神话自身有其被期待、可实现的一面，如关于飞毯的神话，便由于飞机的发明而成为现实。在《论研究民间神话的好处》（1916）一文中，赫列勃尼科夫发现，在一系列有关敌基督的预言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学说，即认为人类是一个统一的家族，所有国家都应联合成一个地球公社。但假如为适应飞行条件而进行的精确科学研究能导致我们对飞毯问题的解决，不正是那些适用于社会学说的精确科学将解决敌基督的问题吗？”赫列勃尼科夫认为，宗教提供的是自己的世界图画，而科学提供的是自己的正确图画。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创造科学法则，到那时才可以解释未来，指出古代的做法多么不科学。只有通过数学公式，才能揭示历史规律，因为没有什么比数学更精确。

五

赫列勃尼科夫对语词潜力的挖掘，对创造新词的痴狂，在很多方面为后来的诗歌革新开辟了道路。曼德尔施塔姆这样评价他：“赫列勃尼科夫就像鼹鼠一样，折腾着语词，在地下挖掘出一条通向未来整整一百年的通道。”他无愧于“诗人的诗人”和“文学革命家”称号。

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以难懂著称。但这种难懂，换个角度看，倒也可能正是其魅力之所在。马尔科夫说：“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难度不允许裹足不前和墨守成规。……也许，上天派他来的目的不是‘欣赏’，而是推动。他是治疗审美迟钝的一剂良药。”赫列勃尼科夫本人则坦承：“诗可以是读得懂的，也可以是读不懂的，但必须是百看不厌，名副其实的。”

翻译赫列勃尼科夫，其难度不言而喻。首先是理解，诗人知识渊博，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在他笔下，从猛犸象到小昆虫，从各种树木到各色花草，从斯拉夫神话到东方习俗，可谓上天入地，古往今来，无所不包，译者的知识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他以创造新词为乐，有的新词，根据现有规则顺藤摸瓜不难破解，有的则颇费思索，乃至不知所云；在句法上诗人也时常突破现有规则，形象不受制于既定形态，纵横交错，节奏富于跳跃性，语调转换频繁，凡此种种，无疑都增加了阅读难度。其次是表达，即便突破了理解障碍，要找到恰如其分的汉语译文，也是困难重重。就拿制造新词来说，在不打破汉语极限的情况下，译者不妨亦步亦趋，全力一试，不排除会偶有所获，但大多数情况是勉为其难。能准确译出文意，已属不易。（郑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