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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系列 | 章慧敏:寻踪杀害李大钊案的细枝末节

红色档案系列 | 章慧敏:寻踪杀害李大钊案的细枝末节飞入寻常百姓家

珍档 2023-07-02 12:10:00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章慧敏  


1927年,李大钊等19位先烈被捕英勇就义。1952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了明禅师”雷恒成在上海落网。当年办案的19岁侦查员鲁全发如今已是九旬高龄,他给我们讲述了侦破此案的细枝末节。

李大钊

在黄河路的一间老旧公寓里,住着耄耋之年的鲁全发。鲁老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副局长,那天,他习惯地坐在已泛黄发亮的藤椅上,讲述起70多年前他侦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了明禅师”雷恒成案的过往,那段给他留下终生印记的尘封往事,依然清晰如昨。

检举信

主谋仍逍遥法外

1952年金秋时节,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现静安分局)局长马益三眉头紧锁,双眼紧盯着手里的信陷入了深思。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转来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

检举信是一名姓赵的北京市民在1951年6月10日亲自送往北京市公安局的。信里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有关破获杀害李大钊先烈主凶的来龙去脉,马局长心里是清楚的,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的朱文刚率领8位民警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朱文刚突然发现墙角边立着一座绞刑架,十分刺目和阴冷。他问一名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

有人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尽管这个声音很轻,但对朱文刚来说,“李大钊”这3个字无疑是一个巨雷般的震响。他连一秒钟的思索也没有,几乎是吼着对在场的旧警察命令:“你们把它看好了,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那么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的主谋又在哪里?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审讯中,他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还交代了另一个主谋:副处长雷恒成……

雷恒成的拘捕搜查票

此刻,这封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检举信就在马益三局长的面前,另一主谋雷恒成已潜逃到了上海。上海岂是他的藏身之地?哪怕钻进地洞也必须把他揪出来。

想到这里,马局长站起身,脸色严峻地对警卫员下令:“请六股股长王天杰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

目标清

却查无此人

新成公安分局的六股负责隐蔽战线工作。追缉雷恒成的任务理应交给六股的同志们。王天杰来到马局长办公室后,马局长只是把那封举报信递给他看。这封信王天杰看得很慢也很细,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抬起头对马局长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尽早抓获雷恒成。”马局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给你3天时间破案,能完成任务吗?”王天杰一个敬礼:“一定完成!”随后,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此时,天色已暗。

直到现在,鲁全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接受任务时的情景:那天他从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王天杰股长已在等他了。股长把信交到他手里说:“给你看封信。”

当时的鲁全发刚满19岁,可检举信中的内容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他义愤填膺,想到李大钊这位革命志士在酷刑中坚贞不屈,最终慷慨赴死,他愤怒到恨不得立即把主谋绳之以法。

前排右一为当年的鲁全发

王天杰和鲁全发凑在一起商量信里的线索、路径和方向:“了明禅师”雷恒成;“卖卜”谋生;满口黄牙;一块从不离身的末代皇帝赏赐的金挂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只是马立斯路上住着千家万户,雷恒成究竟在哪个门洞里?

目标明确,鲁全发“噌”地站起身:“我这就去当地派出所调户籍资料,查询雷恒成的下落。”

商讨完行动方案,鲁全发信心满满地根据检举信上的线索去查阅户籍资料。然而,鲁全发把每一张户籍都翻看过了,却并无此人,连户籍民警都说不知道辖区里有个叫雷恒成的。

但鲁全发不死心,他在户籍登记中又仔细查找了一遍,突然,一个叫“赵志安”的人跃入眼帘。二者虽然名字完全不同,但年龄、籍贯、职业“卖卜”以及户籍照片与检举信里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样貌相仿。会不会雷恒生为掩盖真实身份用了假名?

据派出所民警反映,赵志安夫妇是从中国台湾迁来上海的,因年老体衰,几乎足不出户,对他的了解只限于户籍登记上的那些内容。

离开派出所后,鲁全发决定走访附近群众,请他们辨识一下见没见过有这些特征的以“卖卜”为生的老头?虽然“猎人”鲁全发似乎嗅到了狐狸的气味,但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居民,都说不认识。

天完全黑了下来,马立斯路周边少有行人。就在这时,鲁全发看见有位穿旗袍的妇女正走进一个门洞,他紧走几步,再次掏出照片询问。那位妇女迟疑着说:似乎见过这个古稀之年的北方老头,好像称自己是“了明禅师”,算命很准,平常很少和邻居来往,有时听见若隐若现的木鱼声从他家传出来。可能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

鲁全发一下子兴奋起来,可那妇女的回答都带有“好像”“可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他觉得是时候正面侦查了。

巧改扮

一眼识破凶犯

第二天中午时分,鲁全发来到局里的仓库挑选衣物。在制定行动方案时,他觉得化装侦查是个好办法。雷恒成既然是个“卖卜”的,那他可以假扮成算命人上门。他选了件灰色长衫,一顶铜盆帽和一双方口布鞋,穿戴整齐后,便朝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走去。

鲁全发径直来到马立斯公寓46号5楼的“赵志安”家。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吃惊地盯着这个上门的陌生小伙子。鲁全发赶紧说明来意,是来请“了明禅师”算命的。老太太点点头,转身朝里面招呼了一声,便将鲁全发引进了门。

鲁全发警觉地观察着四周,房间并不大,他一眼就看到有个老头坐在藤椅上,身形消瘦,脸色灰暗,但一撮山羊胡子却很醒目。

老头见了鲁全发,挤出一丝笑意问道:“小伙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他说话的口音是纯正的京腔京味,那一口黄牙却在张口间暴露了出来。

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紧张,鲁全发的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冷静、冷静,绝不能露出破绽。鲁全发回答说自己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想找先生算算命,测测前途。

老头“嗯”了一声,让鲁全发报上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一忽儿猛地睁开眼睛道:“小伙子,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你不但能找个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老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双运”,鲁全发心里有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此间,他已看得分明:老头的年龄、相貌、口音,连同他的黄牙都和检举信上列出的特征对上了号,鲁全发甚至觉得老头的牙齿还不是一般的黄,如果不是抽过大烟或是鸦片,绝不至于如此黑黄。可是,在证据不能一一落实到位的情况下,绝不可以随随便便地抓人,明明看到老头的头颈里戴着金挂表,却无法验证挂表的内壳里究竟是不是有末代皇帝的御像?这是鲁全发最大的心事!

他在动脑筋怎么才能让老头打开挂表?趁老头喝水的间隙,鲁全发有主意了。他说:“谢谢你给我看下时间,我3点钟要去新闸路桥那里报名招工,现在走过去还来得及吗?”

老头很自然地打开挂表,就在那一刻,鲁全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末代皇帝的头像……证据确凿,老头就是雷恒成,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就在眼前。

无须周旋了。鲁全发付了算卦的钱说声告辞,便离开了马立斯公寓,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局里,此时正是下午近3点。

当晚,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3人一起去了雷家。这一次是上门对雷恒成进行抓捕。这时,雷恒成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下午来算命的乡下小伙子此时穿着警服,什么都明白了。

鲁全发在当地治保主任的全程见证下,搜查了雷家。他们找出了几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雷恒成的身份证明以及多张任职证明,有他在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及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等各种他“辉煌历史”的证明。此外,还有德国军刀一把以及五六块各式金挂表……

有意义

告慰先烈英魂

1952年10月20日,对雷恒成的审讯就在政保科(此时“股”已改成“科”)进行。

雷恒成案预审卷

在雷恒成签字画押的交代中,他的这段叙述或许可以还原当年情景:“1927年左右,我在做侦查处帮办时,北京邮政局在信中发现有共产党员在俄国兵营里住,报告京师警察总监后,总监陈兴亚侦缉处负责侦查,处长吴郁文派侦查科科长杨某负责具体工作,汇报,讨论,研究,有时我是参加的(看阅公文),因地点在俄国兵营内,捕时必须事先和外事团各国(美英日法德)交涉妥当,才准军警入内,约一个月,由外交部与外交团交涉后即派军警入内,逮捕李大钊等同志二十余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执行逮捕是由吴郁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和雷恒成率领军警执行张作霖发布的“四六”大逮捕命令。当时,吴郁文是总指挥,雷恒成是副总指挥,他们将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抓人,抓捕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有关那天的抓捕情况,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已记录在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之中。她回忆道:“4月6日的清晨,当父亲李大钊还在屋内写字,自己坐在外间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李大钊听到动静后,安慰了女儿几句,便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向外走去。“很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之后,军警们夺走了李大钊的手枪,搜身后将他绑起来拖走了。这个夺走李大钊手枪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雷恒成。此后,他还将那把小号勃朗宁手枪占为己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被关押了22天,受尽折磨,甚至被残忍地拔去了手指甲。临刑前,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完成了2700字的《狱中自述》,其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这篇革命文献是李大钊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一曲豪迈的正气歌。李大钊慷慨就义那年仅38岁。

在审讯中,雷恒成对当年作为主谋之一杀害李大钊的事实供认不讳。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证实了雷恒成汉奸的身份,明确了他谋害李大钊等多名同志的犯罪事实,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采访鲁老时,他真诚地说:“我亲手办了这个案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凶手的落网,彰显了正义和公平,也因此告慰了李大钊等无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魂……”(文/章慧敏  图/上海公安博物馆提供)


编辑: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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