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约吃饭，我把水杯、药品、签字笔、钥匙装进手提袋，这时，室外传来敲门声。打开门，见是快递小哥，我说你把东西放在椅子上，说完我就踅回身去拿手提袋。就在我经过餐桌的瞬间，猛然瞥见桌子上的手机，想都没想就顺手放进手提袋。然后，急匆匆乘电梯下楼，坐上朋友的车直奔酒店。

刚到酒店餐厅，手提袋里的手机响了。我很自然地滑动一下，只听我女儿说，老爸，你是不是把我妈的手机拿走了？我听后一怔，说，没有啊，我现在就用我的手机和你通话呀！女儿说，不对，我明明拨的是我妈的手机号码，您怎么能接到？您还是看看吧。说着，我把手机移到眼前，这才发现我手里的手机明显比我的手机小一点，虽然都是黑色都是华为。再往手提袋里一摸，我的手机竟然在里边。不用说，临出门我顺手顺出了问题。我只好尴尬地对女儿说，是我拿错了，告诉你妈，我让朋友一会儿就给送回去。这时候，我从女儿那边听到她妈的戏谑声：你爸就是个马大哈！

席间，关于马大哈的故事引起大家的兴趣。我说，马大哈的故事最早来源于马三立1953年说的相声《买猴》。本来工作人员要去买猴牌香皂50盒，结果由于办事草率，将完整的意思简写成买猴50，结果闹成了笑话。这时，一位在部队机关工作的老朋友说，上世纪60年代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说好在北京火车站见面。结果那天，他上错车，一下跑到丰台火车站。下了车，他等了有一个多钟头，也不见那姑娘的影子，他便去问站台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火车站是北京站吗？工作人员说，北京有好几个火车站，这个叫北京丰台站，城里那个叫北京站。朋友一听，马上感觉坏了醋了，连忙买票往北京站赶，结果肯定以失败而告终。

朋友的故事当然是马大哈。说起男女之恋，至今让我忍俊不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由于中考受挫，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大约在1984年的夏天，《北京农场报》的刘主编带几个编辑到我们农场组稿，在座谈中，刘主编仔细听了我的发言，又看了我的一篇文章，对我很是青睐，希望我以后多给他投稿。不久，我的小说处女作《回乡》就在报纸副刊发表了。我很是兴奋，激动之余萌生了让刘主编给我起个笔名的想法，因为我的本名太有年代色彩，于是，我给刘主编写了信，信里还夹带了一篇散文。一周后，我收到刘主编的回信，他是用毛笔在信封上写的我的地址、姓名，看着很亲切。然而，当我打开里边的信纸，才发现那信是写给刘主编一位大学女同学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他们彼此的情意绵绵。看后，我有点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要知道，那时我还只是个情窦初开的翩翩少年呀！对刘主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譬如他是否有家室，他是否单身，他和那女同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能多想，我要做的，就是立刻马上到邮局把信寄回去，告诉刘主编这事我会替他永远保密。

刘老师接到我的信也是一惊。他自嘲太马大哈了，说他当即写信让那个女同学把写给我的信寄回来，信上刘主编给我起了三个笔名，供我参考，但都不是现在的“红孩”。（红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