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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继平:喝酒的分寸

管继平:喝酒的分寸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管继平   2024-02-11 12:33:51

上海人什么事都喜欢讲个分寸,其中自然也包括饮酒。人所谓“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我想,这“小酒”与“大酒”之间的距离,就是对饮酒分寸的拿捏问题。

当然,能坐而论道探讨喝酒分寸的,多半是不喝酒的或是不在喝酒状态下的,我们国人素来讲究的是“无酒不欢”,一旦喝上了,欢畅了,规矩分寸谁还顾得上呢?譬如眼下正好是酬酢周旋、推杯换盏的频发时段,“醉卧沙场”现在虽没有了,但美人名士醉卧沙发、蹒跚街头,仍是常有的事。可见欢乐当前,分寸往往最不好把控,或者说不想把控。唐代有一位大学士陆扆,某次设宴招待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劝其饮酒时,年轻人说自己“天性不饮酒”,陆扆赞曰:“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他的意思是人一生中后悔的事有十分,你不喝酒,那就仅剩一半了。这位陆丞相对酒的看法似乎有欠公允,他只记得“喝酒会误事”的茬,却把酒能助兴的好处给忽略了,我曾说过,酒虽非人生之必饮,但却能给人带来额外之欢愉。“伤心懊悔”的事,还是可以避免的,然因酒而生的快乐多巴胺,却是实实在在难以替代的。

或许,正是由于酒自带的一种神秘感以及喝酒所具有的不确定的两面性,所以才让人对酒又爱又恨、爱恨交织。恨之者视其若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爱之者深入骨髓,不肯一日须臾离。“竹林七贤”的刘伶,每每外出必带一大壶酒,且行且饮,他还让人扛一把铁铲跟着,并关照“万一路上我醉死了,请就地埋我”。这种贪酒如命、视醉如归的气概,虽千百年过去,但在今天似也依稀可见,可谓“古风犹存”。所不同的是,刘伶是独饮,而我们类似的豪言壮语,大多是出现在餐桌上的劝酒争胜中。

餐桌上一旦出现了“豪言壮语”,往往是到了喝酒的高潮阶段。常赴酒局的都有经验,用餐之始,大都文质彬彬,慢言细语;随之渐入佳境,开始甜言蜜语;此后捉对厮杀,不惜花言巧语;然后劝酒争胜,祭出豪言壮语;最后神志无主,一派胡言乱语;再往后喝高了,只能一旁自言自语,或是不言不语地打呼噜去了。参加的酒局无数,虽南北风格迥异,然格局进程还是颇为相近。不过相对而言,上海的酒文化还是较他地人士所乐于接受,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外省朋友说上海的酒风好,文明程度高,所以在上海喝酒没有压力。因为上海人劝酒不灌酒,劝,只是一种热情的姿态,但从不硬劝,只求大家适量开心才是最佳状态。这就是上海人的智慧与分寸,我曾开玩笑地说过,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生胆小”,不激不厉、谨慎内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当然可以说都是优点,但也可以都算是“胆小”的别词。不过,若就此认为上海人酒量不行,可以小觑,那必定是“洪教头遇上了豹子头”,恐怕没几个回合便会败下阵来。其实,上海人还真不乏酒量好的高手,我的身边就有多位,领教过的人皆纷纷叹服: “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上海小绵羊啊!”

有道是“诗有别材,酒有别肠”,有的人天性不饮,有的人千杯不醉,这都毋须商量,我们要商讨的是“小酒大酒”之间,“将醉不醉”之时,如何来把控喝酒的分寸问题。在此,我觉得清代文人李笠翁提出的“喝酒五贵”,可作平时聚宴之引领。

李笠翁说:“宴集之事,其可贵者有五: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我索性顺着“五贵”再作几句诠释:第一,酒量因人各异,不求同量,但求同样喝好;第二,南方人喝酒不擅划拳吆喝,而擅边喝边聊。如果酒友皆不善谈彼此喝闷酒,那还不如回家独酌了;第三,酒菜不在于丰盛与否,关键要能续得上,喝在兴头上,哪怕几粒花生米或是半碟豆腐干也是好的,总比啥也没有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郑渊洁说,某晚好友来访,聊至半夜,酒还剩半瓶,但菜是丁点全无。于是翻箱倒柜,忽见还有狗粮数包,赶紧取出佐酒,不亦快哉!第四,至于喝酒的规矩,只要大家认同就行;第五,再欢快的筵席,总也有散的时候。有的朋友喝多了总不想回家,嘴里还不停地喃喃自语:“今晚我想喝醉,我不想一个人睡……”其实第一条,我保证他已经达到,至于第二条,估计在座的谁也保证不了。

所以真正的善饮者,并不关乎酒量,而是懂得喝酒的情商,知道何时喝多喝少、该醉该醒乃至或聚或散。喝酒也是要“知止”的,孔子云“唯酒无量不及乱”,说的就是此意。当然,酒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偶尔能醉一次,也不无美妙。胡适之曾有诗云:“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人生如果从来没有醉过、爱过,甚至也没梦过,那恐怕真有点白过了。(管继平)

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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