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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方笑一:苏轼诗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趣味

国学论谭 | 方笑一:苏轼诗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趣味飞入寻常百姓家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方笑一   2024-03-31 13:25:00

近年来大家似乎对苏轼这位宋代文人产生了热切关注和浓厚兴趣,这当然和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以及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其实,千百年来,苏轼在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杰出成就,早已被充分彰显,今天来谈论苏轼,我们恐怕不应该把他当作一个抽象的精神符号来看待。

苏轼是生活在北宋时代具体历史情境中活生生的人,他走上仕途之后,人生经历基本上与熙宁变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而激烈的新旧党争相重叠。这是解读苏轼诗歌的一个重要背景。另外,苏轼融会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这也是我们解读苏轼诗歌时必须加以留意的。再有就是苏轼丰富的日常生活和朋友交往,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特色,这也是苏诗包含的内容。

苏轼的诗作留存到今天的,有2700多首,数量远超李白、杜甫,略少于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白居易。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他的诗当然是众体兼备,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他各体诗歌的创作成就是有差异的,古体诗的成就要高于近体诗,五言诗写得比七言诗更好。我不太喜欢苏轼的七律,觉得在七律创作上他和杜甫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赵孟頫作《东坡小像》

苏诗中流传至今的最早一批作品,写于南行途中。嘉祐四年(1059)十月,他在家乡眉山为母亲程氏服完丧之后,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等一起经水路到江陵,再由江陵到汴京。这一路历时既久,心情也轻松,父子三人写了一百多篇诗文,编成一部《南行集》,这是二苏编辑的苏氏父子三人仅有的一部诗文合集。

《南行集》今已不存,但一些作品保留在通行的苏轼诗集里。当时苏轼只有二十多岁,这批诗作反映了诗人早年的创作特色。由于一路的风景是父子一起观赏经历的,因此他们常有同题的诗作,苏洵留下来的诗较少,而从苏轼、苏辙的同题诗作中可以看出两人创作风格的明显差异。

比如《江上看山》这个诗题。苏轼诗云: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他说船上看山,前面和后面的山崖都有不同的状态,因为航速很快,群山像奔马迎面而来,惊奔而去。山上小径盘曲萦绕,行人高远缥缈,舟中人想举手招呼,无奈船行太急,已如飞鸟般离去。

这首诗非但主打一个“快”字,更有视角的丰富变化。他有向前、向后的平视角度也有仰视角度,甚至还有一个俯视的角度,就好像有无人机在天上拍摄江面上的帆船一样。这种“多机位”、多视角对景物的观察和摄取,一会儿近景,一会儿远景,一会儿特写,最后落笔成诗,令读者目不暇接。这首诗足见青年苏轼才气之大,笔力之雄。

苏辙的同题诗作云: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

莫行百里一回头,落日孤云霭新画。

前山更远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

唯有巫山最秾秀,依然不负远来心。

这主要写的是黄昏的山景,主打一个“静”字。诗中的画面都是静态的,与苏轼那首正好相反。苏辙着力描绘的是山的颜色及色彩的差异。尤其是“落日孤云霭新画”和“唯有巫山最秾秀”两句,画面给人一种强烈的稳定感,虽然说“莫(暮)行百里”,但船行的速度在这首诗里几乎是被忽略的。

可以说,这两首《江上看山》一动一静,一疾一缓,充分彰显了苏轼兄弟诗歌风格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南行途中其他同题诗作的创作上也有所体现。

到了熙宁三年(1070),苏轼对新法措施的不满日益明显,而在当年进士考试殿试试卷的评判中有所激化,苏轼索性就自请外调,通判杭州。之后又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虽然出离京城,不在政治核心圈,但地方的经历使得苏轼开阔了眼界,地方的山水风物也为苏轼诗歌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比如在杭州写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的第一、二首:

其一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其二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

第一首四句呈现了六月西湖暴雨来临和结束的四幅画面,黑云、大雨、狂风以及雨过天晴,干脆利落,概括力惊人。而第二首极其舒缓悠闲,“水枕”的“枕”字,“解与”的“解”字,是将景物之间的关系作一种拟人化的描写,极见功夫却不动声色。

又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其一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们当然推崇第二首的高度准确的概括,以及绝妙的比喻,但第一首“朝曦”“晚雨”的对举同样显现出一种高度的概括力,苏轼写这些西湖景致,当然是他亲眼所见,但也是长期观察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浓缩和总结,并非偶然观察所得。

在杭州,苏轼写下的诗作常有令人叹服的金句,如《有美堂暴雨》一开头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这里的“脚底”和“满座”写出了有美堂地势之高,才有雷在脚下,云在身旁的感觉。

在徐州,有一条叫百步洪的河,水流湍急,今已不存。苏轼写过两首七言古体诗《百步洪》。第一首“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就用了7个比喻,本体都是水流的湍急,喻体则分别是兔子的奔跑、鹰隼的降落、骏马的下坡、琴弦的断裂、箭的射出、闪电越过缝隙、水珠翻落荷叶。这样的博喻,尤其是一句用两个比喻,充分显示了苏轼独特的艺术创造力,恰如清代纪昀所评价的:“只用一‘有如’贯下,便脱去连比之调。一句两比,尤为创格。”(《纪评苏诗》)第二首和第一首的韵脚完全相同,内容却不一样。作者写自己独自在徐州黄楼仰望星空:“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织女初斜河。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意境幽远动人。这两首诗,都含有大量议论哲理的句子,如第一首云:“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苏诗思绪飞扬,认为世人醉生梦死,不信历史的沧桑变化。而第二首云:“奈何舍我入尘土,扰扰毛群欺卧驼。不念空斋老病叟,退食谁与同委蛇。”又深深感叹宇宙之广大与自身之渺小。《百步洪二首》达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超越了《南行集》中的早期作品,同时体现了苏轼以人生哲理入诗的特色。当然,这也是宋诗理性化和理趣的表现。

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宋代文人因事遭贬的甚多,但像乌台诗案这样严重的文字狱,当事人其实并不多见。而且苏轼在之前在政坛和文坛都积累起相当的名望,也有一定的地位,无论御史的指控和朝廷的处置有没有道理,从实际的结果来说,乌台诗案等于将他前半生整个努力给彻底否定了。这对于诗人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苏轼对自己的人生过往有一个痛切的反思过程。他充分运用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源,来让自己从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发现,在苏轼给朝廷的所有上表中,很多篇里他反复叙述着自己因乌台诗案被贬及其后的遭遇。这也说明,这个解脱的过程是艰难的,但它使得苏轼诗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都有所提升。同时,黄州的历史、风物、景观都给了苏轼很大的心理慰藉,也帮助他从困境中走出来。

还有一个现实的困境是经济问题。苏轼拖家带口到黄州,两年之后,积蓄用得差不多了,几乎陷于贫困,吃饭也成了问题。有个叫马正卿的朋友帮他弄了一块地,给他耕种,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苏东坡”之名也由此而来。“东坡”原本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今重庆忠县)担任刺史时诗中所写的一个地方,苏轼对白居易非常推崇,在精神上和文学上也受其影响,因此,可以说苏轼袭用了“东坡”这个地名。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东坡八首》是苏轼描写其在黄州真实生活境况的一组诗。诗前小序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这个“东坡”虽然有数十亩,但耕种的条件并不好,而且又逢大旱,影响了收成。苏轼很辛苦,很无奈,或许也是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劲,写了这八首诗。其中的第一、二首是这样的:

其一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其二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

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第一首中“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两句,是对自身命运的哀叹。荒芜的土地,要不是我这么一个孤旅之人,谁愿意去耕种呢?即使我去耕种了,收成还是会受到土地条件的影响,现实是“岁旱土不膏”,于是“我廪何时高”变成一种无奈的期盼。而第二首里“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说明苏轼连桑树的种子也是向别人要的,而结尾“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表明亲自耕种对于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是十分有限的,苏轼很清楚这一点。在我们所熟悉的《初到黄州》一诗中,苏轼曾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这当然有自嘲的成分,没想到两年之后,苏轼还真的到了“为口忙”的境地,要种稻,又要种枣,又要种栗子,才能养活家人。

到了元丰五年(1082)的时候,苏轼已经逐渐适应了黄州的生活,于是就写了一些比较超然豁达的诗,有一首诗的题目特别长,叫《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在上一年的正月二十日,苏轼曾经和潘大临、郭遘这两个年轻人去黄州一个叫女王城的地方,这一年的同一天,又和同样的人去同一地点踏春,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首七律: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从这首诗的结尾看,苏轼已经稍安于黄州的贬谪生活,能够从中寻找到乐趣,他心态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五、第六句就讲了,江城就是黄州,白酒是浊酒,古代的酒有清酒、浊酒之分,浊酒相对档次低一些,但这里的浊酒也很浓郁啊,这里的村夫野老的笑容也很温馨啊,在这样的贬谪生活中,什么东西是你抓得住的呢?喝喝小酒,和父老百姓那种温馨的人际关系,这个是可以抓得住的。三杯白酒,野老一笑,这种温暖,足以抵消世事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而且,到此时此刻,对大雁这个意象也有了不一样的描述。早年,苏轼曾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抓,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写的也是大雁,这时的大雁是漂泊无定的,泥上留痕,充满了偶然性,大雁飞去了哪里都不知道。而现在这首诗里的大雁呢?苏轼强调的是它的“有信”,这既是候鸟本身的特性,也表征了作者内心的某种稳定感,黄州的郊野自有吸引苏轼的东西,让他和朋友像大雁那样按时到来,“事如春梦了无痕”,过去发生的事情,甚至去年今日到来时发生的事情,都不重要,都没有留下痕迹,真正重要的是当下,当下的快乐。

从黄州贬谪生涯中解脱的苏轼,万万没有想到,在经历了元祐时期的飞黄腾达了,最终面对的是更加遥远的贬谪地:惠州和儋州。

绍圣元年(1094)初到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下这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第二句用刘邦营建新丰的典故,说明苏轼从理智上能接受惠州这样一个自己从未来过的南荒之地。而从“苏武”两句来看,苏轼已经做好了终老此地的准备,知道回不去北方,心情是不好的,索性自我安慰一下:首先是这里似曾相识,也可以待的;其次,这里会有与自己精神相通的“幽人”,自然会招待我,和我交流,因此且认他乡作故乡,从此不回去也罢。到了第二年四月,苏轼终于品尝了惠州美味的荔枝。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其中说:“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这里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海山仙人”的绝妙比喻,而是“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惠州荔枝与松、桧相伴,自然美味,北方的山楂、梨子,困于霜雪,倒反而肉质粗粝了。在惠州,他也写各种食物,如薏苡仁,“不谓蓬荻姿,中有药与粮。舂为芡珠圆,炊作菰米香”(《小圃五咏·薏苡》),把这种兼具药用和食用价值的植物的形和味都准确地描绘出来。

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贬往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儋州。儋州地处今天海南的西北部,这是真正的蛮荒之地。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要什么没什么,然而,苏轼在儋州真正获得了内心的解脱。他写下大量的和陶诗,也记录下和海南黎族百姓的友情。尤其是元符三年(1100)他将要离开海南,临别之际,给一位叫黎民表的人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古人对于家乡最为看重,苏轼当然是热爱他家乡眉山的,但这里说自己是“儋耳人”,反映了苏轼对儋州的强烈认同,至少苏轼愿意用文字将这种认同书写出来。这里头,也包含着诗人与逆境抗争,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元符三年(1100)渡海北归的那个夜晚,他又写下:“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既是对天容海色的客观描写,也显然透露出对自己遇赦北归和重获公正对待的欣喜。

苏轼《渡海帖》

在北归途中,饱受恶劣生活环境摧残的苏轼感到大限将近。他这时写的诗歌既有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的意味,也有看透生死的达观,其诗歌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前所未见。在临终前两日所写的《答径山琳长老》一诗中,他嘲笑了靠咒语续命的高僧鸠摩罗什,嘲笑他看不透生死,他还将《老子》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化为诗句“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真正认识到肉身是一切祸患病痛的根源,一旦肉身消逝,则无所谓痛苦,无所谓病患,这代表了苏轼临终前对生死问题的大彻大悟。苏轼的溘然归寂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他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也是值得近千年之后的我们敬重的。(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觉群诗社讲座记录稿修订而成)

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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