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
匈牙利小提琴家卡尔·弗莱什在一本谈演奏技巧的书里提到,要从一位名家那儿学到演奏技巧,有一个办法就是到琴房去看他怎么练琴。引申一下,对比同一篇作品前后不同的版本,也是向作家学习写作技巧的一个办法。
于是,我找来汪曾祺小说《鸡鸭名家》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发表在1948年《文艺春秋》杂志上的版本,另一个是1982年收入北京出版社《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版本。收入选集时,汪先生加了“文字有较大改动”的说明。我想看看这些改动。
改得真多,真细。一开头就改,“每个蹠蹼都撑开细细看过”,改为“每个蹠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两付鸭掌”改为“两副鸭掌”,“四个鸭翅”改为“四只鸭翅”。几乎每行、每句都有改动。接下去,写到从小爱看父亲“做这样的事”,就像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这时原来有一大段文字:“王羲之论钟张书……也一定能作到如此地步的!”整整六行,近二百字,收入集子时全部删去。下一页,在数不胜数的细小改动之后,先是删去“打气炉子呼呼地响……仿佛是《天工开物》甚至《考工记》上的玩意了”整整两行,紧接着又删去“架上两盆菊花,一盆晓色,一盆懒梳妆……大都市里恐怕很少这种情形了”,十七行,五百多字。
我把这头两页的改动,用铅笔过到初版本上。页面顿时成了大花脸,大段的删节非常醒目,细小的改动则密密麻麻。这个短篇并不很短,共有十八页。后面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
汪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这个信念,贯穿在他一生的写作实践之中。平时看他的作品,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写得很随便,仿佛随手写下来就是这样似的。其实,哪是真的随便呀,那是“惨淡经营的随便”(林斤澜语)。(周克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