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

2000年11月的一天，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和我一起去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施蛰存先生，同行的还有郑晓芳老师。那次我带了一台当时还比较少见的索尼DV摄像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3年后施先生去世。

我们是上午去的。施蛰存先生住在上海愚园路1018号的一幢楼房。贾先生说，原来施先生家有三层，后来一楼客厅被征用做了邮局，再后来三楼房子也被迫让出，“文革”中甚至连二楼也不让住了，一家人挤在亭子间。后来落实政策，把二楼的住房还给了他。

我们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这里是施先生的客厅、饭厅兼书房。这个屋子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北山楼。上世纪40年代，施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校园在北山脚下。从此以后，他将自己的书斋一概命名为北山楼，沿用至逝世。

施蛰存先生时年95岁，面容清癯沉静，头发花白而茂盛。他靠窗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摊着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还有一只巨大的玻璃茶缸。背后是一个简陋的旧书橱，整个房间也都堆满了书。靠门有一张小钢丝床。

贾先生大声向施先生打招呼，施先生说他刚刚吃过点心，等会儿看几份报纸。郑晓芳老师说施先生耳朵已经很难听见了，助听器又坏了。贾先生那年84岁了，听力也不好，从头到尾两位先生主要借助纸笔进行对话。贾先生说上次见面，他的太太任敏也在场，现在她得了脑血栓，来不了啦。施先生说，北京南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朋友都没有了。贾先生说，没有了。他们提到了一些名字：柯灵、赵清阁、杜宣、程千帆、金克木、钱锺书……

施先生说，我到100岁也只有4年了，算好了。上海有个苏局仙，活了110岁。还有朱屺瞻活了104岁。贾先生说，你身体看上去不错，精神很好。施先生回答，精神不行了，脑子还没糊涂。贾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最要紧就是脑子不要糊涂。贾先生说起1983年他被一辆自行车撞了，但躺了几个月后就能下地走路了。他身上问题太多，阎王爷也不要。施先生听了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有位老太太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喝粥，一声不响。她是施蛰存夫人陈慧华。我把摄像机对准了施师母，她马上连连摆手，还用手挡住脸。贾先生和我说，施师母是大家闺秀，年轻的时候非常好看，现在也爱惜自己的容颜，不要留下衰老的样子。1928年11月，施先生与她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松江参加婚礼。施先生曾在文章里回忆当时正是松江名产四鳃鲈鱼上市的时候，他特地订了一个四鳃鲈鱼火锅。大家边吃边诵苏东坡《后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尽欢而散。

施先生是上海三十年代海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对男女感情细腻又新潮的描写，但施先生立身严谨，伉俪情深，与当时追求男女关系自由的一些文人作风迥异。鲁迅先生当年与施先生有过一场论争，说他是“满脸涂着雪花膏”的“洋场恶少”。此事源于上海《大晚报》邀请社会名流为青年推荐读物。时任《现代》杂志主编的施先生推荐了《庄子》和《文选》等古籍。这一下子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警觉，因为他一直认为青年的当务之急是向前走，而不是往回看。鲁迅先生尤其担心施先生这样的新时代青年退回到故纸堆中去，言辞不免有些猛烈。其实施先生推荐古书的初衷是希望青年从这些传统典籍中汲取文学养料，提升写作能力。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乃至有些许误解，这也是寻常事。这段公案不久就平息，双方都不再提及。鲁迅先生在结集《准风月谈》时，把施先生的答辩文章也附在后面，便于世人辨析。施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多次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篇叫《为了忘却的记念》。

贾先生这辈人受鲁迅先生影响很深，所以他一开始也对施先生不感冒。直到相识之后，才真正感受施先生的人品和才华，每次说起他都赞誉有加。贾先生生性豪爽刚烈，施先生则恬淡高冷，但两位先生在一起，哪怕交流不便，也能感觉他们的气场融洽，心意相通。

最后贾先生对施先生和施师母说：告辞了，保重啊。施先生和我们挥手作别。他还指指我，用上海话说了四个字：横拍竖拍。施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情语气，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