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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寻常百姓家
1952年北京,陈其钢一岁
1972年,青年陈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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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孟晋
传记电影《隐者山河》上映时,因身体原因,作曲家陈其钢缺席了首映礼。
他的人生和音乐,是两个不同的轨迹,有重叠,又有在肉身之外的冥想和远行。他的睿智是后天的,顽强的斗志则是天生的,他其实是一个并不合群的人,他活得很沉重,因为他把轻盈的光亮都用到旋律里去了。
他是浊水里的清流,我2018年3月去浙江遂昌的躬耕书院,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那个地方叫黄泥岭,看他穿行在菜地里的样子,是淡然的,又是沉着的。隐逸,对于绝大多数人还是留恋的。陈其钢在山里,对尘世仍然有着眷恋,他骨子里的清高使他在浮华的城市里,也是一个人的交响。我在2016年请他做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艺术总监,他欣然答应了,他那时候给我的印象非常和善,那年他来颁的奖是给一位法国舞台导演。两年以后,我和他说,需要去躬耕书院拍摄,2018年的戏剧谷官方宣传片已经拍了焦晃、奚美娟、铃木忠志、林兆华等艺委会成员,就缺他了。
在躬耕书院的三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自律的人的作息,早上按时在工作室里创作。最近,在纪录片《隐者山河》里看到他说,他的灵感不是流出来的,他坐着要酝酿很久。从技术上来说,西方当代音乐的创作是结构性的,也是理性控制着感性。我个人以为,还有一个原因,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在等着精神的浓度渐渐地围拢。他对于物质的要求并不高,他吃得很健康,他更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在秀丽而远离尘嚣的地方,新鲜空气对他的肺结核有好处。
我是在1999年认识陈其钢的,那时,我还在电台做摇滚乐节目,也经常播放一些当代音乐,播过陈其钢的恩师梅西安的唱片,也播过陈其钢的《五行》。有一天,东方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编辑王平和我说,陈其钢在复旦大学有个讲座,他需要一个和他对谈的人。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所谓对谈人就是主持人,其实,这是他对人的一种平等态度,他对权贵从不谄媚,对年轻人倒是充满善意。那时候,我对西方摇滚、布鲁斯和爵士乐了如指掌,像活在这些音乐的血液里。但对严肃音乐的编曲等简直就是门外汉,完全凭直觉在欣赏。
那个时候的他充满活力,而且非常自信,他的人生态度是进取的,他也是在不断地进取和遭受人生打击中悟道的。那天的讲座讲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给大神级的作曲家梅西安写了一封信,充满感激。梅西安能收他为关门弟子,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天方夜谭,直到这几天读了他的回忆录《悲喜同源》,才知道他的运气好到令人嫉妒。梅西安给他回信,说此时不在巴黎,要两个月后回巴黎。对于刚到法国学习语言的他来说,他的法语不足以和梅西安对话,于是两个月里,他废寝忘食地准备了所有能准备的,他懂得人生成败在此一搏。在梅西安家里面试时,他首先发现对面人家着火了,他搜索枯肠,终于找到了法语的“火”字。当天,梅西安就接受了他,和这场火也有关系吧。
很多年后,我再见到他,发现他记忆力极好,他准确地说出我们是哪一年遇见的,而我却记错了。2016年,因为戏剧谷的工作,有时间和他面对面聊,聊得很深入。然后,就有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公开对谈——“让音乐活着”。那些年,我是艺术人文频道《今晚》节目的制片人,一周7档访谈节目几乎把我压垮了。过了差不多一年,我才找人剪完一版近两个小时的视频。他在微信里鼓励:“这是至今为止最好的采访。但已经时隔一年半,我又前进了。”老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但他不会轻易地当面批评人。对于同样敏感的我来说,这后半句话已经很重了。
陈其钢个性极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他有思考的习惯,范围不仅是音乐创作,还有宇宙观。他继承了父亲的清高和坚韧,同时也继承了母亲的敏感与浪漫。父亲陈叔亮是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书画家,早年在刘海粟的美术专科学校深造过,后来去了延安,母亲肖远在音乐上造诣很深。1951年出生的陈其钢是在干部大院里长大的,据张仃之子、比他大8岁的作家张郎郎回忆,小时候的陈其钢是一个内向而温厚的孩子。可能不和他走得近,不知道他也有野性的一面,我了解陈其钢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但真没想到他在小学里是一个斗狠好勇而且经常打群架的人。他有一对好父母,父亲从来不打压他的个性,他是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陈其钢从很小就已成型,自然会在人生的任何时候做我认为该做的事。”
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人生赢家,似乎他每一步都踏准了节奏。但他并不是天才少年,在77级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学中,有谭盾、瞿小松、刘索拉、叶小纲、郭文景这些成名很早的人。陈其钢心气很高,他始终懂得如何杀出重围。他大学最后两年的精力只放在两件事上——毕业作品的写作和准备考试出国读研究生。最终,他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唯一一个通过考试的人,法兰西的留学生涯对他一生的意义极其重要,改变丰富了他已经形成了30多年的知识结构和心灵思想。他遇到了不少贵人,包括生活上给予他帮助的善者,尤其是梅西安,他从大师那里学到善待他人,他万万没想到,导师在92岁高龄时还为他的《水调歌头》写了满满一页的说明书。
老陈的善待他人,还因为2012年9月4日儿子雨黎的死。那天,在瑞士高速路上,雨黎的车飞驰,在父亲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挣脱,他后半辈子一直为这种挣脱而愧疚。
听陈其钢的早年代表作《水调歌头》《蝶恋花》很过瘾,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尤其是戏曲的部分,同时又有很西方的当代音乐的底子。他是旋律高手,比《我和你》成就更高的是他在雨黎逝去后写的严肃音乐,《万年欢》《江城子》和《悲喜同源》等。这些作品充满强烈的悲悯感,有在雨黎离去的方向的追随,更有在寒冬的大地上孤寂的徜徉,还有非常纯粹的对天际的瞭望。即使风雨过去见彩虹,也凝聚了天地通融的彻悟。
这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非常同意他论述的“我”和“我们”的区别,为“我”创作,也是人性的归宿。他很早就意识到精神和物质的独立的重要,“我希望经商带给我自由,时间的自由,思考和决定的自由,特别是拒绝的自由。”1999年初遇到他,我就知道国外很多乐器品牌找他代理,而且很成功。一直自以为清高的我,直到近些年才真正明白财富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还有活着的尊严。
演奏家演奏陈其钢晚近的音乐作品,都是有挑战的。他悲苦的乐句时常左冲右突,不经意地披露他独自承受着所有积压的重负。这是一个寻道者往上探索的不断回旋,还有悲喜同源的反作用。他如此巨大的人生起伏,也是别人难以到达的丰富至灿烂的境界。以前,他见人都带着微笑,有时候的严肃也是坚守里的真。
他的创作实在是劳心的过程,他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在死磕的。我有时候会想,一个人像一面镜子一样地在你身旁,那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没有游玩的疯狂。如果不是这样,他回忆录里那么真实的表达就不会存在,当今世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不怕得罪人。勇气和善意兼具的人的生命是充沛的,他对待年轻人如此慷慨,完全免费地办了四期躬耕书院的工作坊,那些和雨黎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包括没有学过电影的郭旭锋为他拍纪录片,让人联想他对他们的鼓励,同时是对雨黎的宠爱。
最近,听到一段陈老师给影迷的录音,陈老师那样袒露着他的现状,他已经活到透明的境地,情绪里也是向死而生的虔诚。他在64岁时说过他还有困惑,期待他74岁时能够继续晒太阳,毫无困惑。
2018年年底,上海交响乐团排练他的《逝去的时光》时,匆匆见过他。去年,他发了一段他的视频给我,自嘲是“永远的二愣子”。小他十多岁的我,在师友的关系中,一直是更倾向于把他当老师的。他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的关系,是一种缘分,该来的来,该去的只能随它去。”的确如此,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很多年后还能回忆美好,是要庆幸的。
归根结底,他是一个运气好到极点的人。相信他能扛过来的,因为很多人需要他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