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兴

今年注定又是一个暖冬。大雪纷纷扬扬的日子，多久没见了？但在记忆里，从天飘落的冬雪，从未停歇。

梦回弄堂的弹硌路。积雪已有半尺，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夺门而出，欢呼着，追逐着，蹦跳着。我手痒痒，捏了个小雪球，从弄堂的一头向另一头滚去，一直滚到自家门口，已是一个大雪球，累得直喘粗气。休息一下，继续往上堆雪人。邻家不少孩子七手八脚也来添冰加雪，一个宝塔形的大胖子诞生了。手，是屋里拿来的两把破扫帚；衣服纽扣是用小石子做的；眼睛是两只煤球嵌进去的，嘴巴是邻家挂在门口的红辣椒，鼻子是家里的胡萝卜，“哎，帽子怎么没有啊？”弟弟叫起来，我连忙回家把父亲踏自行车戴的草帽拿来盖到雪人头上。弟弟又把脖子上的红领巾围到雪人头颈里。

正当我沾沾自喜欣赏着作品时，一道白光闪过，不知哪个方向飞来的雪团砸中了我的头，凉凉的雪花直灌入头颈，冷得我缩起脖子直打寒战。没等我缓过神来，几个雪球接二连三又呼啸而来，我左躲右闪，终于在一帮孩子中锁定袭击我的小子。屋檐下的冰凌晶莹剔透，我将其折断，朝他身上一发发打回过去，他“哇哇”叫声不断。

我终于报仇雪恨了，拍着冻僵的双手，一低头，脚上的老棉鞋却“脱帮”了，回到家，一双小脚冰冷。母亲用热水边给我洗脚边责怪我。骂归骂，新棉鞋却立时准备起来。家里的棉花券不够，就向邻居借。买回棉花与灯芯绒布面，把破衣服拆开剪好，浆成一张张煎饼似的布衬，再剪成一层层的鞋底，用细线纳起来。“穿鞋容易做鞋难，”母亲边做边自言自语，不时把缝针朝头发上蹭几下。那时，家里没有缝纫机，母亲每天下班回家先纳上几针再做家务。晚饭后，昏黄的灯光下，她又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针纳着对儿子的爱。没过几天，一双崭新的“蚌壳贝”棉鞋做好了。

放学回来，我冷得畏畏缩缩，母亲见状，把脖子上的绒线领圈套到了我的头颈里。虽然很暖和，可那颜色点点粉红，我嫌太花了不愿戴。母亲也不勉强我，转眼，冬日下午的暖阳斜照中，她又在为我结绒线领圈了。两手总是均匀而又飞快地转动着，针总是一上一下地起落着。线团慢慢变小，领圈迅速增大。母亲结出了儿子成长的印记，却疲惫了自己的双眼。

这只领圈后来我带到农场里用过，现在虽然又破又旧了，却一直留在身边舍不得丢。已经再也见不到母亲了，但每每看到领圈时，就会再次看到母亲结绒线时的专注神情。

遥远而又温暖的母爱已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太多的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