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雷雨》，曹禺（站立者）在剧组讨论剧本

青年曹禺

老年曹禺

2025年濮存昕、唐烨导演的新版《雷雨》

一九五四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排《雷雨》

◆杨 扬

因为有了他的创作，中国戏剧才有了真正与世界最优秀的现代戏剧对话的空间，也因为有了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横空出世，中国话剧舞台才有了如此精彩的表演，一代又一代观众可以享受话剧艺术的美感。

曹禺先生的艺术创造力和社会影响力穿越了时光岁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直至今天都让人难以忘怀。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思怀曹禺先生，谨以此文向这位戏剧大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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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关注思考人的问题，话剧创作来自生命体验

如何概括曹禺先生的戏剧艺术特色呢？曹禺先生在晚年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谈及自己十七八岁时的思想状况，认为自己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人活着是为什么”。这一玄思玄想，将他的创作注意力引向了对人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

在文学史上，并不是所有创作者都对人的问题感兴趣。有的作家对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有的则对风土人情、地方文化感兴趣，但曹禺先生明确而坚定地认为自己对人的问题最感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来自他童年家庭生活的影响。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回国后曾一度担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但他对军旅生活没有兴趣，很早就退守到天津做寓公了。在曹禺的印象中，父亲“胆子很小，没有打过仗。他念书很多，倒是个地道的文人，是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四十几岁时就经常找几个文人，在一起吃吃喝喝，或赋诗，或写对联，或抽大烟，或发牢骚，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

曹禺的父亲先后娶过三任妻子，曹禺是第二任妻子所生，可惜的是曹禺生下来第三天，母亲就得了产褥热病逝了，他是第三任太太——他母亲的妹妹带大的。曹禺对家庭的印象，是简单，但“十分别扭，我不喜欢我家。”“家中的空气非常不调和。从早到晚，父亲和继母在一起抽鸦片烟。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就不做事了。上中学时，我每天早晨去上学，下午4点回家，这时父亲继母还都在睡觉。抽一夜鸦片，天亮才睡觉，下午四五点钟才起来。我回家后，家里鸦雀无声。其实家里人不少，厨子一个，帮厨的一个，拉洋车的一个，还有一个佣人，一个保姆。但是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十分可怕。”“就是这么一个沉闷的家庭，却给了我一个好处，使我专心读书。因为，我不想看见那些令人心烦的事，就躲到自己的房子里去读书。”

曹禺小时候似乎不是特别开朗，他父亲老是笑他为什么总皱着眉头。曹禺的大哥也抽鸦片，父亲无奈之下跪在儿子面前求他不要再抽了。这一幕给曹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所以，这些氛围和情节，在曹禺的话剧创作中似乎都有所体现。像《雷雨》中周朴园的家长式的威严、不讲情面，像繁漪在周朴园、周萍面前，强忍屈辱，饮恨喝下汤药，这些都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场面，某种程度上，是曹禺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周围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曹禺在《北京人》创作谈中，甚至很明确地说：“《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就有我父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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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曹禺何以能连续写出一系列优秀戏剧作品？

曹禺1910年9月生于天津。1933年暑期，大学四年级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雷雨》初稿，此时他24岁。1934年7月1日，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刊发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同年8月，日本学者武田泰淳、竹内好将《文学季刊》带回日本，推荐给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杜宣等，留学生们开始热烈讨论起《雷雨》。12月，浙江的春晖中学演出《雷雨》的片段。《雷雨》真正大获成功是第二年，唐槐秋经营的中国旅行剧团获得了曹禺《雷雨》的上演权后，在京津沪等大城市巡演，《雷雨》轰动一时。此后《雷雨》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

1936年，27岁的曹禺完成了另一部代表作《日出》，从那年6月开始连载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上，9月全文载完。距《雷雨》仅相隔三年，曹禺又奉献出了一部话剧力作。1937年4月，靳以、巴金主编的《文丛》第1卷第2期开始连载曹禺的新作《原野》，至第1期第5卷载完。因抗战爆发，受战争影响，曹禺随国立戏剧学校辗转来到四川重庆以及江安等地。1940年3月31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编发《推荐：国立戏剧学校的〈岳飞〉·〈蜕变〉》专页。4月15日曹禺新创作的话剧《蜕变》，由张骏祥导演，国立戏剧学校首演于重庆国泰大剧院。4月16日《国民公报》开始连载《蜕变》剧本，至6月3日载完。1940年秋，31岁的曹禺在江安开始创作《北京人》。《北京人》1941年5月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学生界”，11月1日载完。1942年夏，33岁的曹禺花费了三个月时间，在重庆唐家沱的一艘火轮上，完成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话剧作品。

一般话剧史上，都将曹禺的这几部话剧作品视为曹禺的代表作。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情况看，是曹禺23岁至34岁之间完成的。一个剧作家在青壮年时期，一口气创作出了数部高质量的优秀作品，这样的创造力的持续迸发，实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奇观。

当然，奇观不奇。如果追踪曹禺的成长历程和创作历程，是不难发现在他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所难以获得的。除了他早年的家庭生活影响外，他的教育经历也很独特。他所在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以及清华大学，都是当时中国话剧运动的核心地带。在南开，他不仅遇见了像张彭春这样从美国留学回来，对现代戏剧真正了解、掌握的行家，而且，让少年曹禺有机会随老师学习、创作话剧，登台排戏演出，全方位体验和见习现代戏剧的多方面格式和审美训规；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大量阅读外国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和易卜生戏剧。

进入清华大学后，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是耶鲁大学戏剧专业的毕业生，每年都定期为清华购入大量原版外国戏剧资料，让他的学生们有机会阅读和了解国外戏剧的信息。而且清华学生戏剧社团前有李健吾等活跃分子的积极推进，后有像曹禺、张骏祥等积极分子的不断加入，戏剧创作和演艺氛围非常浓，曹禺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加速成长。

另外就是曹禺与巴金等文友的深厚友谊。从20世纪30年代《文学季刊》发表《雷雨》开始，曹禺的作品基本上都在巴金主办的期刊和出版社出版；而且，巴金每当遇到曹禺，总是给予其创作上的肯定和鼓励，这种文学同仁之间的帮助、提携和激励，大大激发起曹禺的创作热情。再加上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活，让曹禺对社会、人生有更多的体验和思考，他的思想在成熟，他的话剧创作的风格也在慢慢变化，由初期的传奇剧、命运剧，在抗战期间转向带有契诃夫风格的日常生活剧。这种戏剧风格的变化，与其个人经历和看待社会人生的态度的变化，几乎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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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上海之关系

曹禺与上海的关系可谓密切，主要表现在作品在上海出版、上演；与上海文友的互动以及抗战后在上海的短暂生活。

曹禺作品单行本出版几乎都在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曹禺新完成一部剧，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出一本。这种创作、出版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体现出巴金对曹禺创作的信任和支持，对曹禺的创作而言，也是一种无声的激励。如《雷雨》单行本的出版，按照体例，有一个序言之类的文本，这其实是要求创作者自己梳理既有的创作思路。曹禺在《〈雷雨〉跋》中，用了近七千字的篇幅，清理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并且针对当时对《雷雨》的评论，集中就一位作家接受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以及个人独创的问题，做了回答。这一答复，在理论上将中国现代戏剧的探索，从社会问题剧推向了诗剧范畴的思考。

曹禺在上海有很多朋友，导演黄佐临就是相处终生的挚友。1929年南开新剧团为庆祝25周年校庆，将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作改译为《争强》，曹禺参加了演出。曹禺的演出非常成功，刚刚从英国伯明翰留学回国的黄佐临观后，写了《南开公演〈争强〉与原著之比较》发表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这是黄佐临发表的第一篇剧评。黄佐临晚年接受访谈时说：曹禺“演《争强》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眼睛发亮，在场上很活跃。”1940年黄佐临离开江安，经过天津，到上海寻求事业发展，手里拿的是曹禺写给李健吾的推荐信。1941年9月，黄佐临、吴仞之、石挥、张伐等脱离上海剧艺社，另组织了上海职业剧团。10月黄佐临担任导演，在卡尔登首演了曹禺的新作《蜕变》。以后黄佐临还执导过曹禺的《家》以及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947年，从美国回来的曹禺，一度寄宿在黄佐临家里。

上海戏剧舞台演出曹禺的话剧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上演《雷雨》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从未间断过。通过上海戏剧舞台上演曹禺话剧作品这一历史线索，可以见证近百年来上海话剧演艺历史的巨大变迁，同时也可以看到曹禺话剧作品在一代又一代的话剧人手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2024年，上海戏剧学院上演了濮存昕导演的曹禺话剧《雷雨》，它不仅考验了剧作本身在今天演出市场的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艺术院校如何通过《雷雨》的舞台演出，来检验平时对青年戏剧人才在表导演训练上的教学效果。

曹禺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于1946年3月5日，同老舍先生一起，经上海坐美国的史葛将军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到上海，暂住在黄佐临先生家。当时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校长的熊佛西先生亲自登门拜访，聘请曹禺担任教授，曹禺接受了熊校长的聘书。因为经济困难，曹禺这一时期接受黄佐临先生的推荐，到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剧，他为文华影业公司创作了电影《艳阳天》，这部被熊佛西先生称为曹禺“电影处女作”的单行本，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5月出版。

曹禺先生作为社会名流，在上海期间的社会活动十分繁忙，如1947年3月参加了田汉先生五十寿辰集会。8月应救济总署之约，与张骏祥等赴黄泛区视察。1948年4月国际剧协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5月余上沅、熊佛西、曹禺等31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6月国际剧协准备在捷克举行代表大会，中国推选余上沅、曹禺和张骏祥为代表出席（后因为经费，只派了余上沅先生出席）。1949年2月8日，受中共地下党安排，曹禺离开上海赴香港，经香港停留后，于2月28日，与叶圣陶、柳亚子、赵超构等坐船北上，通过解放区，于3月18日回到解放了的北京。可以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前的一段时间，曹禺是在上海度过的。

后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赵起扬一起，筹划、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国家剧院，是曹禺心目中的一个理想，在艺术上对标的，是斯坦尼和丹钦科创建的莫斯科剧院。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艺成立大会举行，曹禺担任院长，此后他的艺术生命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