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梅尧臣与欧阳修同为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他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反对堆砌辞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有不少是反映下层生活的作品。不久前应出版社之约写鄱阳湖传，读到他一首写吃河豚的诗。

景祐五年（1038年），在江西饶州任知府的范仲淹约梅尧臣同游庐山。饭局上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河豚的美味，梅尧臣事后写《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记下当时情景。诗率然成章，闲远洗练。全诗分五层，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一向被人称道，起二句写景很神似，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接二句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说：“……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腹有气囊，吸气膨胀，眼睛突出，靠近头顶，形状古怪。诗人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面目极为可憎。更可怕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好，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利剑）”，惊心动魄。诗人于是问：“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冒生命危险享用美味值得吗？但是，尝过河豚美味的，大有不怕死的人在。“南方人”只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有毒死人的可能。这让诗人不由感叹。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诗人先征引唐代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改易食性故事呼应前面说的“怪”，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进而又呼应“毒”，说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但吃它们终究无害性命——“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河豚味道“美无度”，又“祸无涯”，是一个极美与极恶合一的奇特统一体。于是诗人想起《左传》中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认为以此评价河豚，再恰当不过：河豚味甚美，但“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人们不可不小心！

如此议论，表面上是指出为求美味而不顾生命，实则是讽刺为了名利而不顾气节。

这首写河豚的诗，以平凡之物、平凡之事、平凡之句，通过叙述河豚虽美味但是有毒，以及不值得为尝其美味而送命，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说吃河豚说出了一个不平凡的社会生活之理，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受到同代诗人和学者的高度评价。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北宋经学家、史学家刘原父认为，梅尧臣因作这首诗，可称为“梅河豚”。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的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正因此，《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被欧阳修推为“绝唱”，说梅尧臣“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以至“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书梅圣俞河豚诗后》），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人。

在到过鄱阳湖的古代诗人中，梅尧臣这首五言古诗最早细致地状写了春洲荻芽、春岸杨花、古怪河豚等一系列极为平凡的地方风物，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亲近。自然，吃河豚并不等同于“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早年路过江苏靖江，笔者也曾大快朵颐当地朋友热情招待的美食河豚。宋诗比唐诗多了议论说理，梅先生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但他这种因小见大的朴素文字，比起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和甜熟乖巧的心灵鸡汤来，还是让人觉得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