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扬

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的《杯有光》展，最后一封信，是赵超构写给沈毓刚的。

这封信虽是首次公开展出，但却是见过报的。这是1993年4月7日。时值赵超构逝世一年之后的清明，刊发在“夜光杯”的二条，题《林放遗札两封》。加了简短的按语说，“聊表怀念之情，并供有志于研究林放的朋友参考”。

当时负责《夜光杯》版面的是严建平，他检出沈毓刚写给他的信：“北京要出《唐弢书信集》来信征信，我整理了一下旧札，发现老将从北京寄来的两封信。虽谈点日常事，但也反映了他的风格。我想可在清明登一下，题为《林放书信两封》。不知尊意如何？如拟登我将加些注。这类信应该真实，不宜删改。收信人则以××代之。第二信你记得是什么稿子吗？我一点不记得了。”后来，信刊出时，并未加注。

“遗札两封”中的第一封，正是展出的这封信，写于1985年3月25日。这封信显示出赵超构的身体、精神、写作状态均上佳。杂文一口气写了四篇，还说“写得省力”“题目太多了”。

信中赵超构说了两件开心事。第一件是：“巴公进京，邓大姐去探望，报上登了。”当年巴金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颖超是主席。检索当年报章，正是在赵超构写信的198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稿。标题是《邓颖超看望巴金》，副题很长：“她说：你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要批评，就要提出来，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这自然会让知识分子感到振奋。新华社的消息显示，巴金3月23日下午抵京，24日上午邓颖超就到巴金下榻的饭店看望他。这篇稿子写得很鲜活，现场感很强，邓大姐见到巴老，“紧走几步上前热情地和巴金握手”。巴金告诉邓颖超，他“一直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每天少则写二三百字，多则近千字”。赵超构看了报纸，心情格外舒畅。字里行间体现得非常充分。

另一件令赵超构高兴的事，是夏衍答应给他的《未晚谈》写序。赵超构称夏衍“精神甚好，住的是老式四合院，也十分令人羡慕”。

《未晚谈》出书，夏公作序，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到这年的7月25日，夏序写成。这样一篇千字文，为什么整整写了四个月之久？从文章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夏衍从鲁迅杂文说起，称“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写到结尾，夏衍话锋一转说，他认识赵超构，就是1944年读了《延安一月》之后。他指出，在新民报连载《延安一月》，是“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的。夏衍写道：“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这篇序文的一个重要意义，长期被人忽视，就是为赵超构的名作《延安一月》正名。

夏衍为什么要在《未晚谈》的序中提《延安一月》呢？我们还是从赵超构和沈毓刚之间的交往来寻找答案。

2024年秋天，在《林放不老》展览上，展出一本赵超构赠沈毓刚的签名本《延安一月》，这是1946年1月的上海版，赵超构在扉页上题：“曩曾保留旧作《延安一月》一册，以作自我解剖之用。久已散失，近又搜得二册，以其一赠毓刚兄留念。”看起来，直到赵购书赠书的1978年夏天，《延安一月》仍“不合时宜”。

这里就要说到《林放遗札两封》的第二封信，它同样是写给沈毓刚的，信中说：“尊稿收到，承您‘抬举’，不胜荣幸，但在自己的报上提名道姓，总觉得不习惯，给人以后台喝采之嫌。但是我又不愿因此而扼杀这篇文章。稍改一下，似乎淡化了一些(在文笔的流畅上稍有损失)，是否可以请尊酌。”

这封信写于1988年2月，信中提到的“尊稿”，是哪篇呢？虽然沈毓刚自己“一点不记得了”。但我们翻翻老报纸，不难找到答案。1988年2月25日，《夜光杯》刊载了沈毓刚写的《有感于出版文集——致翻译家董乐山之三》，其中有一段提到了赵超构的书：“重庆《新民报》在四十年代出版过一本《延安一月》，先是在报上连载，后来出书。新中国成立后我没看到过重印单行本。不知是作者不想出，还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不难猜出，沈毓刚在原稿里，一定是提了赵超构，并且有不低的评价。经赵超构修改，文章就成了见报的样子。

到1992年11月，《延安一月》终于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排印本。新民晚报社在“重版说明”里，重申了夏衍文中毛、周的评价，并说，“未作任何删节和修改”，“以存其真”。虽然赵超构已于那年年初辞世。但这样“存真”的做法，一定会令他老人家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