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明新海镇，有一条会宁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成为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组织机关干部、知青和当地农民在崇明大围垦——这是和平年代的一场“长征”。这片向江海争来的土地，装的是千家万户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2008年，原跃进、新海、红星、长征4个市属国营农场合并建成新海镇；会宁路所在的长征居民区，前身是1960年围垦/合隆沙建起、1966年以“长征”命名的长征农场。

从向江海争地到为百姓解难，长征精神一直在这片土地上传承。

当年芦苇荡围垦

靠的长征那股劲

会宁路当年就在长征农场场部附近，是最核心的生活区，周边有粮油站、供销社、影剧院。杨根生记得，那时住的是“环洞舍”——芦苇圈成半圆形，宽、高各两米，能住三四个人。

“当时来围垦的，最多的时候上海有50万人次。”新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沈云峰介绍，北沿公路一侧200多平方公里土地，都是一担泥一担泥围出来的。知青“一双草鞋、一根扁担”就上了滩涂，住芦苇茅草屋，冬天没雨鞋，赤脚在芦苇荡里挑泥。

杨根生1963年到崇明，算第二批。“刚来的时候，脚下踩的是刺脚的芦根，眼前是望不到头的芦苇荡，人走进去，转两个圈就转不出来了。”

苦不苦？苦。四月底五月初下水田做秧田，田里的水比沟里的水还凉；一亩秧田高低误差不能超过5厘米，全靠钉耙一耙耙耙平，干起活来像蚂蚁啃骨头。摘棉花一天50斤，棉壳尖瓣像刺一样戳手；农忙时一顿饭能吃一斤半。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过了夏至再插秧，产量差一大截，所以不睡觉也要把秧插下去。

支撑他们的是什么？“那个时候，人没有长征精神支撑的话，这个活你真干不了。”杨根生说。冬天开河，工地红旗从头插到尾，高音喇叭通到每个连队，你追我赶。农场参与开挖的南横引河、北横引河横贯崇明，从此崇明人不喝咸水。苦中也有乐：杨根生月工资27元，花25元买了一把二胡，踢足球一直踢到52岁。农场后来办起十几家工厂，长征灯泡厂的“金鱼牌”汽车灯小有名气。

场部周边的延安路、会宁路、会理路，都是那时候起的名。沈云峰说，当年取这些名字，是让农场人记住身份，也是把围垦的艰苦与长征精神拴在一起，把那股劲传下去。

如今老龄化小镇

长征精神仍传承

2008年撤企建镇后，会宁路沿线面临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沈云峰列了一组数字：全镇常住人口8000多人，老龄化率接近六成；售后公房小区入住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难题归结成三个“老”：人老、房老、设施老。

“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去市区，留下的老人，居委会和政府如何做好服务非常关键。”沈云峰说。为解照护难题，长征社区试点“养老时光汇”：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帮助困难老人，“既有邻里情分，又有预期的服务收益，百姓很愿意。”沈云峰介绍。长征社区获评上海市老年友好型社区。镇里还划分党建微网格，73名党员志愿者对接驻地企业，推出八大类21项服务。

空置率高也是难题。跃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顾张瑜介绍，辖区1879套售后公房空置近七成，“有些楼栋可能就住着一两户老人”。独居老人把自己反锁门外也是常事。2017年起，居民区把居民寄存的备用钥匙统一管起来，后来设立“老房汇”，如今托管着170多把钥匙。“万一出了事，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业主，再和民警、物业一起上门排查。”顾张瑜说。

采访结束前，杨根生领着记者在居民区走了一圈，指着路旁郁郁葱葱的绿树说：“这些树，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美丽家园改造，外墙翻新，口袋公园建起来了。退休后的杨根生在居委会做志愿者，牵头成立的文艺队，还获评镇里优秀志愿团队。“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在芦苇荡里围垦，靠的是长征那股劲。现在老了，住在长征居民区，走在会宁路上，还是想把这股劲传给下一代。”

沈云峰也有同样的期待：“过去我们面对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现在面对的是老龄化等发展中的难题。但迎难而上的劲头，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本报记者 曹博文 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