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平和她的新书样书 本报记者 孔明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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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群娃娃，多可爱啊！”
这已经是本报记者今年第三次与邓玉平面对面了，每一次听她讲故事，几乎都没有重复的。这一回，她掏出一张照片——五个娃娃，站在两河口会议会址附近的一条土路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那一年，她第一次重走长征路。
邓玉平，退休历史教师、老红军邓志云之女。父亲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她则十六次重走长征路，行程逾十万公里。“我当时给他们拍了这张照片，记下了其中几个孩子的名字，可没留联系方式。二十多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她低下头，指尖在照片边缘轻轻摩挲，“挺想看看他们现在长成啥样了。等《长征路上的小红军》付印了，想送给他们。”
“很远很远”
2004年夏天，邓玉平从上海出发，第一次踏上长征路。
她来到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走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两万五千多位英烈长眠在那里。“我一看到无名烈士纪念碑，红星闪闪，一眼望不到边，就觉得很震撼。”她想起了父亲。童年夏天的夜晚，父亲摇着芭蕉扇，指着天上的星星说：“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这句像歌一样的话她一直记得，“爸爸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该有多难过。”邓玉平的眼里噙着泪。
父亲脸上常挂着笑，对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像亲人一样。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人民的勤务兵”。邓玉平小时候不理解，后来走了长征路，见了许多老红军，才发现他们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人。“那一代人忠诚、无私，把光和热奉献给他们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回过头看，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对邓玉平的意义，远不止“替父亲看一看”。那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脚去丈量父亲口中的“很远很远”，也是她第一次明白，有些路走一次是寻找，走一辈子是告别。
“无价之宝”
邓玉平有一件“无价之宝”——一面签有300多位老红军名字的红旗。
2010年，她到南昌拜访女红军杜文凯。上午8时就到了医院，老人舍不得她走，她一直陪到晚上7时半。邓玉平请她在红旗上签名。老人的手颤颤巍巍，先拿一张纸练习写自己的名字，但写不完整。女儿在旁边说：“妈妈，我扶着你的手在红旗上签名行不行？”
“不行！”杜文凯态度坚定，“我一定要完成在红旗上的签名。当年我背着15斤部队的粮食爬雪山都走过来了，我一定要战胜我的手。”
老人最终还是自己签完了名。
还有成都的老红军谢太吉，听说邓玉平要请他签名，让家人把墨汁、毛笔和纸带到医院，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写了46遍。她们去的时候，他颤颤巍巍地自己签了名。他说：“我要和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了，我必须自己亲手完成这个签名。”没过几天，老人辞世了。
接力传承
她曾给暑托班的孩子讲长征，原本40分钟的课，讲了3个多小时，孩子们不许她“下课”。讲到“红军杨”，有孩子举手：“那不是树枝，那是苍天为我们人类雕刻的图章。”那一刻，她眼眶湿润了。
今年3月，邓玉平带着“长征课题组”的学生杨柳青、顾超，还有杨柳青十岁的孩子，去了贵州省石阡县的两所红军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她讲完了，杨柳青讲、顾超讲，最后是杨柳青的孩子讲。全场收获掌声最多的，就是那个十岁的孩子。
“他不到8个月大就坐在台下听我讲长征。”邓玉平说这话时笑了，“长征会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接力传承。”可身边的人发现，她的腿脚不如从前了，膝盖会疼、血压会高，那些熟悉的路，她走得一年比一年慢了。
说起来，邓玉平和新民晚报的缘分不浅——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她和记者一起寻访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她加入“重走长征路 青春心向党”的队伍，担任“领路人”。
“我始终认为，长征就是青春的脚步和信仰铸就的传奇。”她认真地说。
寻找孩子
照片还留在桌上。相机闪光灯亮起，把合影中那对穿衬衫的兄弟照得格外清晰。
“2004年到现在，二十二年了。”邓玉平把照片拿起来，凑近看了一眼，“这对兄弟，现在应该也过了‘而立之年’。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当年给他们拍照的这个人，后来走了十六遍长征路。”
邓玉平最近也没闲着。她整理了63个小红军的故事，计划写成《长征路上的小红军》。“我拜访的老红军，当年加入队伍的时候，也就十几岁，甚至不到十岁。他们也会想家、也会哭。但哭完了马上站起来，擦干眼泪，看着红旗的方向，去追赶。”邓玉平说。
书尚未付印，她已经想好了：等书出版后，要找到照片上那些孩子，把书送给他们。她特意翻出20年前的笔记本，纸页已经发脆，钢笔字迹也淡了，可她还是一眼认了出来——“穿蓝格子高个子男孩：曾星迪；穿红条格子小男孩：曾星杰；穿藏族裙小女孩：陈梦蝶……”
她一个一个念出这些名字，像是在念一首藏了二十二年的诗。本报记者 郜阳
这已经是本报记者今年第三次与邓玉平面对面了，每一次听她讲故事，几乎都没有重复的。这一回，她掏出一张照片——五个娃娃，站在两河口会议会址附近的一条土路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那一年，她第一次重走长征路。
邓玉平，退休历史教师、老红军邓志云之女。父亲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她则十六次重走长征路，行程逾十万公里。“我当时给他们拍了这张照片，记下了其中几个孩子的名字，可没留联系方式。二十多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她低下头，指尖在照片边缘轻轻摩挲，“挺想看看他们现在长成啥样了。等《长征路上的小红军》付印了，想送给他们。”
“很远很远”
2004年夏天，邓玉平从上海出发，第一次踏上长征路。
她来到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走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两万五千多位英烈长眠在那里。“我一看到无名烈士纪念碑，红星闪闪，一眼望不到边，就觉得很震撼。”她想起了父亲。童年夏天的夜晚，父亲摇着芭蕉扇，指着天上的星星说：“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这句像歌一样的话她一直记得，“爸爸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该有多难过。”邓玉平的眼里噙着泪。
父亲脸上常挂着笑，对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像亲人一样。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人民的勤务兵”。邓玉平小时候不理解，后来走了长征路，见了许多老红军，才发现他们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人。“那一代人忠诚、无私，把光和热奉献给他们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回过头看，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对邓玉平的意义，远不止“替父亲看一看”。那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脚去丈量父亲口中的“很远很远”，也是她第一次明白，有些路走一次是寻找，走一辈子是告别。
“无价之宝”
邓玉平有一件“无价之宝”——一面签有300多位老红军名字的红旗。
2010年，她到南昌拜访女红军杜文凯。上午8时就到了医院，老人舍不得她走，她一直陪到晚上7时半。邓玉平请她在红旗上签名。老人的手颤颤巍巍，先拿一张纸练习写自己的名字，但写不完整。女儿在旁边说：“妈妈，我扶着你的手在红旗上签名行不行？”
“不行！”杜文凯态度坚定，“我一定要完成在红旗上的签名。当年我背着15斤部队的粮食爬雪山都走过来了，我一定要战胜我的手。”
老人最终还是自己签完了名。
还有成都的老红军谢太吉，听说邓玉平要请他签名，让家人把墨汁、毛笔和纸带到医院，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写了46遍。她们去的时候，他颤颤巍巍地自己签了名。他说：“我要和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了，我必须自己亲手完成这个签名。”没过几天，老人辞世了。
接力传承
她曾给暑托班的孩子讲长征，原本40分钟的课，讲了3个多小时，孩子们不许她“下课”。讲到“红军杨”，有孩子举手：“那不是树枝，那是苍天为我们人类雕刻的图章。”那一刻，她眼眶湿润了。
今年3月，邓玉平带着“长征课题组”的学生杨柳青、顾超，还有杨柳青十岁的孩子，去了贵州省石阡县的两所红军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她讲完了，杨柳青讲、顾超讲，最后是杨柳青的孩子讲。全场收获掌声最多的，就是那个十岁的孩子。
“他不到8个月大就坐在台下听我讲长征。”邓玉平说这话时笑了，“长征会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接力传承。”可身边的人发现，她的腿脚不如从前了，膝盖会疼、血压会高，那些熟悉的路，她走得一年比一年慢了。
说起来，邓玉平和新民晚报的缘分不浅——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她和记者一起寻访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她加入“重走长征路 青春心向党”的队伍，担任“领路人”。
“我始终认为，长征就是青春的脚步和信仰铸就的传奇。”她认真地说。
寻找孩子
照片还留在桌上。相机闪光灯亮起，把合影中那对穿衬衫的兄弟照得格外清晰。
“2004年到现在，二十二年了。”邓玉平把照片拿起来，凑近看了一眼，“这对兄弟，现在应该也过了‘而立之年’。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当年给他们拍照的这个人，后来走了十六遍长征路。”
邓玉平最近也没闲着。她整理了63个小红军的故事，计划写成《长征路上的小红军》。“我拜访的老红军，当年加入队伍的时候，也就十几岁，甚至不到十岁。他们也会想家、也会哭。但哭完了马上站起来，擦干眼泪，看着红旗的方向，去追赶。”邓玉平说。
书尚未付印，她已经想好了：等书出版后，要找到照片上那些孩子，把书送给他们。她特意翻出20年前的笔记本，纸页已经发脆，钢笔字迹也淡了，可她还是一眼认了出来——“穿蓝格子高个子男孩：曾星迪；穿红条格子小男孩：曾星杰；穿藏族裙小女孩：陈梦蝶……”
她一个一个念出这些名字，像是在念一首藏了二十二年的诗。本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