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黎
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
1967年，不到18岁的我参军入伍。第一次穿上军装，我特意站到父亲面前，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父亲看着我，笑着说：“丫头，你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兵了。”
生在军人家庭，我们兄妹7人全部参军。在我们家，“长大当兵”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只要有机会，就义无反顾地去。如果让你去当兵你不去，那在我们家，就是逃兵。”这样的选择，并非父亲的要求，而是耳濡目染形成的信仰。
我的父亲周纯麟，1913年8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营政治委员，参加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后随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他是一位长征中三过草地的老红军，一位历经九死一生的开国将军。
说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父亲总是摇头叹息，几度哽咽。“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位于四川阿坝地区，海拔四千一百多米。当地歌谣唱道：“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父亲说，过雪山时，白天高原阳光紫外线极强，晒得眼睛睁不开，山上白雪反光，更刺得双目流泪，有的战士眼睛红肿近乎失明。大家就用土办法：边走边用雪擦眼睛，竟有一定效果。战友们搀扶着患有雪盲的人爬山，后来人越来越多，便解下腰带，接成绳子牵着走。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沿途到处可见先前过草地时遗弃的东西，还能看到一些红军战士的遗体——有的漂浮在沼泽水里，有的曝晒在干草地上。草地人烟稀少，筹粮极为困难，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没了，就杀牦牛，肉分给部队，连骨头也要砸碎了熬汤喝，牛皮也分着吃——有的煮烂，柴草不够就烤一烤。牛杀光了，上级规定收容队的马不能杀，首长便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大家。牛、马都吃光了，大家就吃皮鞋——有的鞋底是生牛皮做的；皮挎包、皮枪带、皮带……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鞋底烤黄后放在嘴里嚼，就是咽不下去，直想吐。饿得实在不行了，嘴里有个东西嚼着，便不那么难受。
父亲还讲到了会师时的花絮。1929年红四军在长汀制作的八角帽是大八角帽，后来中央红军改成了小八角帽，红四方面军不了解这一改变，仍戴大八角帽。会师时，两支部队八角帽大小的不同，成了最显著的区别。红一方面军亲切地叫红四方面军“大脑壳红军”，红四方面军则叫红一方面军“小脑壳红军”。大家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满脸泪水，分不清是哭还是在笑。
父亲身上的红军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们子女的骨子里。参军后，我被分配到大别山深处的机要部队。那时营房还没建好，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每天挑土、抬石、盖房。晚上站岗放哨时，还能听见深山里传来的狼嚎。巡逻时有人一脚踩空掉进修车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执勤。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反而成了一种趣事，因为我觉得，父辈当年走过的路，比这苦得多。
父亲最怕我们沾染上“骄、娇”二字。他的叮嘱，我谨记一生。退休后，我牵头组建军休舞蹈队，扎根社区治理，参与环境整治、邻里调解、文明创建等工作，2023年获评“徐汇区最美退役军人”。我走进大思政课堂，为孩子们讲述父辈的故事，父辈为国尽忠的红色家风始终激励着我，社区就是我的新战场。一身军装，两代风骨。我会在基层一线继续坚守，以微光致敬长征精神，让军人本色薪火相传。
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
1967年，不到18岁的我参军入伍。第一次穿上军装，我特意站到父亲面前，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父亲看着我，笑着说：“丫头，你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兵了。”
生在军人家庭，我们兄妹7人全部参军。在我们家，“长大当兵”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只要有机会，就义无反顾地去。如果让你去当兵你不去，那在我们家，就是逃兵。”这样的选择，并非父亲的要求，而是耳濡目染形成的信仰。
我的父亲周纯麟，1913年8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营政治委员，参加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后随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他是一位长征中三过草地的老红军，一位历经九死一生的开国将军。
说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父亲总是摇头叹息，几度哽咽。“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位于四川阿坝地区，海拔四千一百多米。当地歌谣唱道：“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父亲说，过雪山时，白天高原阳光紫外线极强，晒得眼睛睁不开，山上白雪反光，更刺得双目流泪，有的战士眼睛红肿近乎失明。大家就用土办法：边走边用雪擦眼睛，竟有一定效果。战友们搀扶着患有雪盲的人爬山，后来人越来越多，便解下腰带，接成绳子牵着走。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沿途到处可见先前过草地时遗弃的东西，还能看到一些红军战士的遗体——有的漂浮在沼泽水里，有的曝晒在干草地上。草地人烟稀少，筹粮极为困难，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没了，就杀牦牛，肉分给部队，连骨头也要砸碎了熬汤喝，牛皮也分着吃——有的煮烂，柴草不够就烤一烤。牛杀光了，上级规定收容队的马不能杀，首长便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大家。牛、马都吃光了，大家就吃皮鞋——有的鞋底是生牛皮做的；皮挎包、皮枪带、皮带……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鞋底烤黄后放在嘴里嚼，就是咽不下去，直想吐。饿得实在不行了，嘴里有个东西嚼着，便不那么难受。
父亲还讲到了会师时的花絮。1929年红四军在长汀制作的八角帽是大八角帽，后来中央红军改成了小八角帽，红四方面军不了解这一改变，仍戴大八角帽。会师时，两支部队八角帽大小的不同，成了最显著的区别。红一方面军亲切地叫红四方面军“大脑壳红军”，红四方面军则叫红一方面军“小脑壳红军”。大家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满脸泪水，分不清是哭还是在笑。
父亲身上的红军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们子女的骨子里。参军后，我被分配到大别山深处的机要部队。那时营房还没建好，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每天挑土、抬石、盖房。晚上站岗放哨时，还能听见深山里传来的狼嚎。巡逻时有人一脚踩空掉进修车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执勤。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反而成了一种趣事，因为我觉得，父辈当年走过的路，比这苦得多。
父亲最怕我们沾染上“骄、娇”二字。他的叮嘱，我谨记一生。退休后，我牵头组建军休舞蹈队，扎根社区治理，参与环境整治、邻里调解、文明创建等工作，2023年获评“徐汇区最美退役军人”。我走进大思政课堂，为孩子们讲述父辈的故事，父辈为国尽忠的红色家风始终激励着我，社区就是我的新战场。一身军装，两代风骨。我会在基层一线继续坚守，以微光致敬长征精神，让军人本色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