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巴以冲突已过去三年，但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似乎仍未真正走出三年前的那一天。

今年10月27日，以色列将举行自这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的首次大选。这场选举不仅映照出以色列社会内部深度撕裂，也再次凸显以色列乃至中东的安全困局。

——编者

韩建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

三年恶战难算政治账

过去三年，以色列右翼政府相继对加沙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等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炫耀自己“同时开辟七条战线”。凭借美国军援支持、高效情报工作与残酷作战方式，以色列取得了一次次战术胜利。可内塔尼亚胡政府不仅在国际上失去好感度与合法性，也难言赢得以色列民众的支持。可以说，此次议会选举，是对内塔尼亚胡及其执政团队的一场重要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折射出以色列国家内部裂痕，这不只体现在传统左右翼之间，更体现在右翼阵营内部。内塔尼亚胡虽是出了名的强硬派右翼，代表右翼乃至部分极右翼势力，但其阵营内部的反对声浪也日益高涨，其不满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10月7日冲突爆发后的问责问题，右翼普遍认为哈马斯发动奇袭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暴露出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情报和边防能力上的重大缺失，需要对此承担首要责任；其次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作战中表现出妥协倾向，极右翼坚持“绝对安全观”，主张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永久接管加沙，不接受停火，也不接受“被扣人员换停火”协议，可是内塔尼亚胡在美方压力下多次停火和谈判，引发极右翼的强烈不满；最后是部分右翼批评内塔尼亚胡对伊朗核项目及真主党跨境威胁采取有限打击方式，未能实现“零威胁”目标。

当前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阵营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导的“变革阵营”。该阵营虽以“变革”为名，政策立场与内塔尼亚胡派别并无明显差别，埃森科特同样反对“巴以两国方案”，认为需要维持义务兵役制，且必须终结哈马斯的存在。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主要区别在于，反对正式吞并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认为这只会造成安全形势的恶化。可见，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真正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左翼，而是来自右翼及中右翼阵营内部的分化。

阵营分裂与社会右倾

选举层面反映的是右翼阵营内部分歧，而更深层的变化则是以色列社会整体向右转。

从近几年整体趋势来看，以色列社会整体右倾与其深植于底层的“绝对安全”思维密不可分。现实的安全危机与历史上犹太人遭受迫害、长期流散的记忆相互融合，形成了以色列人追求排他和“零威胁”的国家安全理念。而军事胜利进一步刺激了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膨胀，使其将周围任何反对力量都视为可以碾压乃至消灭的对象，将追求军事绝对胜利视为主要目标，从而忽略了运用谈判、沟通等方式解决冲突的重要性。

当前以色列18至25岁的年轻人明显比上一辈更加右倾，虽然并非所有年轻人都转向保守右翼，但这些人自出生起就生活在右翼政府掌权的时代。绝大多数犹太青年在18岁时需服义务兵役进入国防军，亲身经历巴以冲突，并深受以色列政府将哈马斯甚至巴勒斯坦人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叙事影响，容易形成对抗性的安全观。这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年轻人的生活受战争影响更甚，助长了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厌恶。许多年轻人不再相信能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甚至认为只有驱逐所有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才能获得真正安全。这种极端化的“绝对安全观”，导致他们对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度明显高于中老年群体。也正是在社会整体右倾的背景下，始终觉得“政府做得还不够”的右翼选民对内塔尼亚胡政府任何妥协迹象都会报以不满和批评，结果令以色列的战略抉择愈发激进。

展望未来，这场选举无疑将深刻地影响以色列对外政策。只是，从加沙到伊朗，从哈马斯到真主党，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的尺度和边界持续突破，不仅让中东战乱不息，也无法治愈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如何走出“以色列要‘绝对安全’—地区国家安全受威胁—地区国家反制—以色列愈加焦虑”的恶性循环，是摆在以色列及中东有关国家面前、迫切需要化解的难题。